按照黨中央瀘定會議的決定，派遣陳雲秘密返回上海，恢復黨的地下組織。6月12日，傳來紅軍先遣部隊勝利翻越夾金山，與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的喜訊。陳雲離川返滬的時機也到了。就在中央縱隊即將從靈關啟程趕往夾金山時，席懋昭接到中央縱隊紅軍兩名指揮員交給的重要任務：護送陳雲出川。
當時，陳雲住在靈關小學。當席懋昭來到陳雲住處，一位名叫陳梁的中共地下黨員也來到這裡。陳梁是四川冕寧縣沙壩中共黨支部負責人，奉命與席懋昭一起護送陳雲出川。
為了對付沿途的盤查，當時席懋昭、陳梁與陳雲一起商量，陳雲的“身份”有兩種：通常説成“小學教員”，因為席懋昭是小學校長，容易掩護陳雲。有時也可以把陳雲説成是去川西做藥材生意的“收賬先生”，化名“廖家駿”，陳雲的算盤打得飛快，熟悉“收賬先生”的“業務”。考慮到大批國民黨軍隊正在追擊紅軍，他們商定避開大路，走山路，繞道滎經，出雅安，到成都，再從成都前往重慶。
為了確保陳雲能夠順利“過關”，中央縱隊紅軍的指揮員根據席懋昭的建議略施妙計，以給陳雲一道“護身符”。
當天，陳雲一行在細雨中離開靈關小學，踏上征途。就在他們走出靈關不遠的地方，忽然有一個滿身泥水的30多歲的男子急急忙忙從後面追了上來。席懋昭認得此人，大聲喊道：“科長，咋個落得這個樣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頂頭上司、天全縣教育科長熊某人。他作為國民黨官員，在紅軍攻下天全縣城時被抓。這天，把他從縣城押解到靈關，紅軍“一不小心”，被他逃脫——逃脫的時間，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剛剛離開靈關的時候。熊某人家住滎經縣城，他是滎經縣的地主。紅軍料定他會從靈關逃往滎經縣，在山路上與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科長介紹陳梁説，是他冕寧的遠房親戚。接著又介紹了“收賬先生”廖家駿，説是做藥材的商人（席懋昭隨機應變，由於熊某人是天全縣教育科長，倘若把陳雲説成小學教員，容易“露餡”）。他們都是為了躲避“霉老二”(當時國民黨方面對紅軍的代稱)，結夥從山路逃往滎經縣。
那位熊科長信以為真，也就跟他們3人同行。一路上，民團設置的哨卡，見到熊科長，一邊點頭哈腰，一邊連查都不查就放行了。翌日，陳雲一行順利到達滎經縣城。這天恰巧是陳雲30歲生日。
畢竟是“患難之交”，熊科長熱情地邀請陳雲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難卻，陳雲等在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進發。就這樣，走了五六天，順利地過了一關又一關，陳雲一行來到了成都。
成都風聲甚緊，這是因為蔣介石正坐鎮成都，親自指揮剿滅紅軍。蔣介石從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鎮150多天，發誓要全殲紅軍于四川。就在陳雲到達成都的前幾天——1935年6月14日，蔣介石還在成都發佈命令，在四川正式實行保甲制，提出“編組保甲，清查戶口”，以“追堵”紅軍于長征途中。
進入成都時，陳雲為了減小目標，與席懋昭、陳梁分頭活動。陳雲單獨前往聯絡點——美豐銀行，找到董事胡公著先生，出示劉伯承的一封親筆信。胡公著先生乃是劉伯承好友，當即招待陳雲住下。陳雲還交給胡公著先生一張文稿，請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號的《新新新聞》報館刊登。文稿上《廖家駿啟事》是事先擬好的：“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個，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這是陳雲與周恩來約好的聯絡暗號。倘若在《新新新聞》上看見《廖家駿啟事》，就表明陳雲已經順利抵達成都。陳雲未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與席懋昭、陳梁在約定的地點會合，結伴從成都乘長途汽車前往重慶。
在重慶，陳雲這位做藥材生意的“收賬先生”，真的來到一家藥鋪，向店主出示劉伯承的一封親筆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熱情接待。原來，這位店主就是劉伯承的弟弟。劉伯承弟弟的家是重慶較場口附近的大戶人家，那裏叫“十八梯坎”——也就是十八層臺階的意思。陳雲一行在劉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幾天之後，劉伯承弟弟為陳雲買到從重慶到上海的船票。陳雲在朝天門碼頭與席懋昭、陳梁告別，隻身東去上海。
陳雲在席懋昭、陳梁的護送下，居然長驅700多公里，穿過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從蔣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陳雲同志出川回到上海，恢復黨在白區的組織，並與共産國際取得聯繫，彙報了遵義會議精神和紅軍長征等重大情況。1936年春，陳雲在巴黎中國共産黨主辦的《全民月刊》發表了《隨軍西行見聞錄》（署名廉臣），該文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是最早向國內外社會廣泛宣傳紅軍長征英雄業績和偉大精神的文章。（天全縣紅軍紀念館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