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期刊中對日本軍部的認知
在抗戰時期的日本研究熱潮中，一些學者認識到軍部正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核心決策主體。為此，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日本軍部進行了探討並且發表了許多優秀成果。其中僅在期刊上刊登出來的就有《日本軍部在法制上之特殊地位》（胡鑄坊，《日本評論》第九卷第五期）、《日本軍部的本質》（高璘度，《時事類編特刊》第一期）《日本軍部與日本法西斯運動》（彭迪先，《新新新聞每旬增刊》第一卷第一、二期）《日本軍部》（盧冠群，《苦鬥》第二卷第四期）《剖析臺上之日本軍部》（魯安，《東方雜志》第三十六卷第九號），等等。這些學者大都曾經留學日本，比較了解日本的情況。如彭迪先於1926年留學日本，先後在日本慶應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學習，1938年回國抗戰。他們的文章分析了日本軍部的概念、特權地位等問題，並且預判軍部的失敗前景，成為國民正確認識日本軍部的重要文獻。
第一，對日本軍部的概念界定。為了讓國民正確認識日本軍部，學者們根據自身理解對其作了概念界定。當時學界的主流觀點，是認為軍部是日軍全部軍事機關的統稱。不過，彭迪先在《日本軍部與日本法西斯運動》（上）一文中也提到，一般説到日本軍部，通常是指日本陸軍，因為當時日本陸軍勢力正盛，積極參與國政。另有學者從軍政關係的視角去界定軍部。例如，胡鑄坊在《日本軍部在法制上之特殊地位》一文中提出：“廣義的日本軍部就是指日本軍人與政治相接觸的一團而言。”概言之，民國學者們對日本軍部的概念界定雖然各有側重，但都把握住了要害，既理清了日本軍部的組織結構，又借此指出了當時日本的軍政關係特徵：以陸軍為代表的日本軍部積極參與國政，並攫取了國策支配權。學者們給出的日本軍部的概念，凸顯出他們對於當時日本政局的敏銳觀察和深刻理解，便於國民理解和接受。
第二，闡釋日本軍部的特權地位。民國學者們對軍部的特權地位及其勢力根源進行了深入探討。胡鑄坊在《日本軍部在法制上之特殊地位》一文中指出：“軍部在法制上有特殊的地位，申言之，一是軍部在憲法上的特殊地位，一是軍部在官制上的特殊地位。”即，明治憲法中的軍令權獨立和官制上的軍部大臣武官制，造就了軍部的特殊地位。田廬在《日本軍部在政治上之史的根基》一文認為，軍部的特殊政治地位源於其經濟、政治、歷史和憲法根基：其一，軍部的前身武士階級指導了日本資産階級革命，他們攫取政權後變成“專制獨裁政治的實施者”；其二，軍部通過對外侵略“大大培植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其權力必然“伴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膨脹起來”；第三，日本帝國憲法的重要特徵，即軍隊統帥權的獨立性，“使軍部在政治上獲得特殊的地位”。盧冠群在《日本軍部》一文中認為，軍部能夠握有日本政治支配權，緣于其三個背景：一是歷史背景，近代日本“靠著打勝仗建國”，軍人説話有力；二是政治背景，軍部在憲法上享有特權地位，即“統帥權的獨立”；三是時代背景，“日本資本主義之沒落與國際危機之迫近”，促使軍部背負“挽救日本資本主義的未亡”的任務，並借機支配日本政治。可見，學者們不僅充分認識到軍部的特權地位，而且還從歷史因素、時代背景等方面深入分析了軍部勢力的根源，很好地回答了日本軍部為何能掌控日本國政，不斷發動侵華戰爭這一重要問題。
第三，預判日本軍部的前景。學者們通過認真分析，認為軍部的前景必然是失敗的，中國人民一定能戰勝軍部法西斯。高璘度在《日本軍部的本質》一文中強調，“軍部並不是具有不死身的‘妖精’，它的盛衰消長是和畸形的日本資本主義有密切關聯的”，軍部與日本資本主義“一旦利益的條件相反，二者之間即刻要發生對立抗爭”，“其已經發動的戰爭，也要遭到很大的影響”。“它的勢力是建築在沙上的，終有一天被維護和平的巨大力量粉碎！”盧冠群在《日本軍部》一文中深入剖析了日本軍部的脆弱性及其前途。他指出，日本軍部在國內“已經顯示出許多的弱點和矛盾”：一是“沒有群眾基礎”，“失去廣大民眾的擁護與同情的軍部，自然極難完全達到它的目的。”“這是日本軍部最弱的一點，亦就是它終必失敗的地方。” 二是軍部“在上層又與政黨財閥間存在著難以緩和的矛盾”，力量的脆弱可想而之。三是“軍部本身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在軍部以外又沒有一個堅強的組織，可以作為軍部政治活動的根據”，其影響不能深入到民間。正因如此，軍部企圖“以對外的手段去克服其國內的困難”，不顧一切地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但是在侵華戰爭過程中，軍部必然“遭遇到完全出乎它意外的中國的堅強的抵抗”，“它同樣遭遇到日本國內一般人民普遍的反戰”。盧冠群最後得出結論，“這次的戰爭，是加速它走上滅亡的道路，自己掘自己的墳墓”，“只需我們有必死的決心，我們便能夠把他們一個個地趕進墳墓裏去！”可見，學者們並未被日本軍部貌似強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通過冷靜觀察與深刻分析明確指出了日本軍部存在的致命弱點，只要中國人民堅決抗戰到底，日本軍部最終必然會走向滅亡。這種基於科學分析而作的軍部前景預判，鼓舞了中國人民堅定抗戰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