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猶如一聲春雷，讓世界矚目。
4月1日，新華社消息稱，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8個字昭示著雄安新區設立的重大意義。
設立雄安新區是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部署，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兩年前《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的靴子終於落了地，雄安新區把整個京津冀一盤棋激活了。
“但雄安新區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服務京津冀，更長遠意義是在新時期起到改革開放創新引領的示範作用。雄安新區被提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也是因為長遠的戰略所需要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雄安新區吸引了各方的目光，僅在百度搜索裏，4月6日就已經有超過108萬條相關結果。
落實七個方面的重點任務，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努力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雄安新區任重道遠。
“雄安新區承載的使命就是創新，今後將成為中國的‘矽谷’，是中國成為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區域。”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歷史性工程，是我們這代人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産。
航拍雄安新區白洋淀景區秀美春色。張帆 攝
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
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徐匡迪表示，雄安新區的選址，是綜合考慮了交通、地質、水文、建設成本等方面因素，經過反覆深入論證選定的。這裡交通便捷、環境優美，現有和已經在規劃多條城際鐵路和高速鐵路。“另外，這個地方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低，發展空間充裕，如同一張白紙，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
根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核心。“根據規劃綱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方法主要是集中疏解和分散疏解，集中疏解就要找集中承載地。”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因此，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是雄安新區當前的首要功能。
“要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要解決京津冀空間不足、資源佈局不合理的狀況，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有一些就要被遷出，雄安新區作為集中承載地，會首先被考慮。”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有哪些非首都功能會被疏解？根據規劃綱要，重點是疏解一般性産業特別是高消耗産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區域性專業市場等部分第三産業，部分教育、醫療、培訓機構等社會公共服務功能，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機構和企業總部等四類。
“北京是高端産業、新興産業、創新型要素和資源集聚程度最高的地方，所以新一代資訊技術，包括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無人技術等，以及航空航太、機器人等現代走在國際前沿的新産業，可能會優先在雄安新區落地。”陳耀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北京定位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當然要有與之配套的社會服務功能，此外肯定還要保留創新型産業和一些高精尖的産業，這些都是符合北京需要的。”鄔賀銓説。他表示，隨著雄安新區建設得綠色、宜居，而且資源承載力好，開發空間大，將來必然會吸引更多的企業，包括一些央企及高校遷到那裏。“作為一個城市，在初期，中小學、醫院等肯定少不了，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陳耀認為，高校、醫院、研究機構等是集中承載地的配套要求，所以相關的産業、機構，甚至部門，都可能被疏解到雄安新區。“比如在先期，一些高校和醫院可能會在新區建分部，一些央企可能也會建分部或者遷過去。”
“建設好雄安新區，最重要的還是要尊重市場，尊重經濟規律。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鄔賀銓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更多還是要發揮市場的作用，絕對不是靠行政命令一刀切。比如市場關注的央企，企業自身要考慮總部設在哪、分部設在哪、産業基地建在哪，不僅要考慮整個國家的經濟、行政的要求，還要考慮到市場需要和自身發展。
堪比深圳、浦東，有啥不一樣？
“‘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是我國三大國家戰略，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
但雄安新區的意義不只是服務京津冀。張燕生説，具有全局性戰略意義的“特區”“新區”，第一個是深圳，在珠三角，中國的南部；第二個是浦東新區，在長三角；第三個是雄安新區，在京津冀核心位置，是繼珠三角、長三角後的第三步區域戰略。
“20世紀80年代初決定建深圳特區，90年代初決定建浦東新區，經過這麼多年建設，它們是成功的，營造了珠三角、長三角兩個國家經濟增長極。深圳和浦東都位於南方沿海，現在處於內陸的雄安新區希望能在支撐京津冀成為中國發展新的增長極上發揮重要作用。”鄔賀銓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鄔賀銓表示，當年深圳面向的是港澳，浦東新區以上海為腹地，雄安新區與北京、天津處於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點上，依附整個京津冀更大範圍的空間。在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新時期，希望能起到80年代深圳、90年代浦東所起到的引領帶動作用。
可以看到，從全國性的新區發展來看，由浦東新區到濱海新區，再到雄安新區，體現了“北上西進”的區域戰略結構。深圳引領帶動了珠三角城市群，浦東新區成為長三角城市群的引擎，而京津冀協同發展瞄準的是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當年説浦東新區是一個政策最優惠的地區，‘比特區還特’，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雄安新區很可能按照特區的模式來發展。”陳耀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説。
但雄安新區與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卻並不完全相同。“雄安新區在北方內陸地區，不完全具有深圳和浦東的毗鄰港澳和上海沿海的區位優勢，現在全球經濟處於低迷中尋求復興的階段也不像改革開放之初具有吸引外資強勁的勢頭。所以雄安新區會繼續秉承開放，爭取用新的優勢來吸引外資，但是更看重依靠內涵發展、依靠創新引領。”鄔賀銓説。
“類似雄安新區這樣既不沿邊也不沿海的地方還有很多，希望雄安新區能探索出一條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新模式，探索出一種開發的新道路。”鄔賀銓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