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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深圳。陳行甲，湖北巴東縣原縣委書記，1988年考入湖北大學數學系。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高考回憶】陳行甲（左一）初中時與家人的合影。
大學時代的陳行甲。
5月17日，深圳福田，大中華國際金融中心，陳行甲走進電梯，按下35樓。穿著時尚的年輕人涌進來，陳行甲微笑著，被人群擠到電梯的角落裏。有一名年輕人看到他，“陳老師好！”
在深圳，周圍的人叫陳行甲為陳老師，他現在的身份是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研究員、深圳市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理事長。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巴東縣，人們還稱呼他為“甲書記”、“甲哥”。
去年12月2日，陳行甲發文《再見，我的巴東》，宣佈辭任巴東縣縣委書記。
這位湖北官場明星“急流勇退”後，沉寂近半年時間，宣佈人生下半場專職做公益。
談起從政前的高考和大學歲月，陳行甲有些激動，在辦公室裏搓著手掌，來回轉了幾圈，“好，好，我喜歡這個話題。”
他説，這個話題，能回答這些天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放著好好的官不當，要跑來做無職無權的公益？”
“因為有些選擇，和青春有關。”1971年出生於湖北農村的陳行甲，21歲從湖北大學畢業。他覺得，在充滿理想主義的年代，大學塑造了他的性格，辭官投身公益接近他“最初的理想”。
“成了公家人”
1988年7月7日，我走進考場。那天，天氣很熱。老師在考場走道裏擺了幾盆水，水裏放著冰塊，給我們降溫。
但還是有人頂不住，第一場考語文，考到一半的時候，有個考生被老師攙扶出去，我看到那個考生流著鼻血，不知道是因為緊張，還是因為悶熱的天氣。
那時候，高考制度沒有改革，比現在難多了。以我就讀的興山縣高中為例，我們上一屆考生理科一百多人，錄取不到十人，文科幾十個人，錄取不過兩三人。
考大學，是名副其實的獨木橋。用老百姓的眼光看，過了橋，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國家包分配，成了吃公糧的人，一輩子衣食無憂。
考試前，老師鼓勵我們説，知識改變命運，考上大學，命運就改變了。我不太明白改變人生到底意味著有哪些改變。因為我認識的世界，只是我的縣城，我認識的最厲害的人，就是老師。還記得我的化學老師萬保知，不用拿教科書，總是精神飽滿，上課鈴響了，開始在黑板左上角板書授課，下課鈴響的時候，他剛好在黑板右下角寫完最後一個字，説完最後一句話。我認為，以後能在縣城當個老師，就很厲害。
為了改變命運，我學了理科。我個人喜歡文科，因為我喜歡讀歷史，寫作文。但文科升學率低，學校為了保證升學率，建議我們理科成績好的學理科。
那時候考大學的慾望比現在還強烈，雖然改革開放了，但我的家鄉是山區，上大學，是唯一的上升通道。
我的成績比較穩定，始終保持在全縣前十名。那時候，學習比現在的學生還要拼。
我們寢室住十個人，晚自習結束十點多了，回到寢室，大家都還加點學習，為了保證清醒，各有各的辦法，我的辦法是打一盆冷水，放在床頭，覺得睏了，就把整個臉埋到盆裏，憋氣一分鐘，再出來，覺得好清爽。
有一次期中考試，數學120滿分，我考了99分，客觀上成績也不錯了。但是我不能原諒自己，因為其中有一個大題，我錯過兩次，這一次又錯了。為了逼著自己長記性，我懲罰自己，一天不吃飯。其實現在回憶起來很愚蠢，後來只是記住當時的餓。
高考結果公佈，數學120分，我接近滿分。一個月後，我接到湖北大學數學系的錄取通知書。我們那屆學生是興山縣歷史上高考成績最好的一屆。理科147個人，上省線19個。那年高考，全國考生272萬人，錄取67萬人，錄取率為百分之二十五。
我知道，我的命運改變了，成了公家人。
去武漢上學的路上，時間足夠我聯想和激動。
從興山縣出發，坐班車到宜昌，7個小時。再坐綠皮火車從宜昌到武漢，12個小時。
一路上，我一刻也沒有睡，心裏像有只小鹿撞來撞去，我設想自己改變的人生，但想來想去，能想到的就是衣食無憂了，已經是國家分配工作了。未來是什麼樣子，不知道，甚至火車的目的地是什麼樣子，我都想像不到。這之前，我還沒出過興山縣。想到最後，就是發誓好好學習。
“朦朧詩人像現在的小鮮肉一樣令人瘋狂”
武漢到了，這是個無邊無際的城市。
記得從初中考上高中第一次去縣城的時候，站在縣城附近的山坡，媽媽指給我看，那是縣城。雖然那是只有千把米的一條街，我當時覺得是個好大的城市了。武漢大到讓我敬畏。
在火車站，有接站的老師和同學，旁邊插了一個寫著湖北大學的旗幟。我坐著學校的接送車去學校，心裏想，一定要好好學習。
但後來，我不滿足於只是好好學習了。
那時候的大學文化，是青春文化。改革開放十年，國家正值青春，這種氣息深深影響著大學。
原來在大學，不但可以當學霸，還可以當詩人，當歌手。學校裏的英雄不但是會學習的，還可以是會寫詩的，會彈吉他的。
那時候大學流行朦朧詩，朦朧詩人就像現在的小鮮肉一樣令人瘋狂。
我入學剛半年，學校文學社舉辦了一次徵文比賽，我投了稿，拿了二等獎，他們就邀請我參加文學社，我好像是那一屆所有理科系學生中唯一一個加入文學社的。
我們學校在沙湖旁邊。當時，沙湖還有一半沒被填掉開發房地産，我們經常在沙湖邊開詩會，還請過詩人丁當參加。
那時候流行羅大佑、崔健、李宗盛、童安格的音樂。我還和幾個同學組建了一個樂隊。第一次拿獎學金是95元錢，我在中南路買了一把紅色的吉他，現在還在用。當時我們四個同學穿著統一的夾克，在臺上唱《站臺》，高潮處，把吉他殼敲兩下，叭叭，很酷！
當時羅大佑的一首歌很流行，叫《閃亮的日子》，只要有一個人唱，就會有一群人和。那時候，每個大學生好像都是詩人、歌手，大家的交流方式也都很浪漫。大家以此為榮，因為當時文藝青年這個詞還沒有濫掉。那是一段感性的、大膽的、沒有框架的歲月，是説唱就唱、説走就走的歲月，個性張揚被完全尊重。
我很感謝這段歲月對我的性格塑造，以至於影響我以後的處事風格。在巴東擔任縣委書記期間，我在紀委全會上講話，敢點名一些幹部的貪腐現象，其中一些官員還在臺上，有些甚至是我的領導。我當時提到一些貪腐現象，尺度很大，比如一個項目投資300萬元，承包商送都送出去了120萬。這段話後來被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的易學習幾乎整段引用。
我崇尚內心自由，做事趨於感性，有點理想主義，也許就因為我來自那個詩歌和音樂的時代，我永遠認為自己是一個文藝青年。有人説我個性太張揚，不適合當官，我也知道。但我更珍惜大學給我的這種個性。
“低在塵埃，但夢想著為國家做些什麼”
1992年，我大學畢業，分到湖北省興山縣燃化局工作。從無邊無際的大城市又回到了山裏小縣城。
但內心沒有一絲的失望或絕望。雖然低在塵埃，但是總夢想著能夠為這個社會和國家做些什麼。我記得當時我給大學同寢室的最好的朋友肖立寫信，信裏面有這樣一句話，“晚上躺在床上，能聽到自己的骨骼咯咯作響。”
這種進步的慾望和心態源自於我的大學。
那時大學裏流行一本書，作家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很多同學能大段背誦其中的段落，我們開臥談會談讀後感。孫少安出身貧農，平凡卻不平庸、不甘受命運擺布，即使失敗了也有勇氣重新面對生活。這本書對我們影響很大，我們不比出身，不比財富，我們覺得精神世界的一絲不茍，是最可愛的。
很多人的偶像就是書中的孫少安。那時候，沒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概念，當然也沒有屌絲這個詞，那時候，我們都把自己叫做草根，草根不像屌絲，他不絕望，內心有成長的渴望。那個時代，社會急劇變化，躁動，但不浮躁，大家機會平等，每個人都能積極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當時最流行的口號，是北京大學提出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以及清華大學提出的“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2001年，我在湖北省興山縣水月寺鎮擔任黨委副書記、鎮長。我又參加了一次比高考還要艱辛的考試，報考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我白天工作忙完，晚上看書，堅持了一年多時間。我當時自己住一個單間，房間裏一張床，一張桌子，除此之外，幾乎啥都沒有。我經常在窗前看書看到天空泛白，窗外影影綽綽的山的輪廓至今還印在我的心裏。
考場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到第二天，不知吃了什麼，拉肚子，頭天晚上上了四次廁所。我怕第二天考試的時候出意外，不敢吃早餐。走進考場的時候感覺腳底在發飄，當時那種挑戰命運的悲壯感甚至讓我激動得熱淚盈眶。按照一般的思維，我年紀輕輕已經是鎮長，已有本科學歷，不讀研照樣會晉陞，但是我就是內心裏想做這件事。
2005年，我又經過層層考試，以當時湖北省的最好成績，被公派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
“仿佛若有光”
從頭到尾，我沒有想過要當官，我只是聽從內心，堅持磨煉自己，想做更好的自己。
我想給晚輩們分享一些人生體驗。第一，我覺得在大學裏，除了學好知識，還要鍛鍊自己的心境，還是要有一點理想。第二，目標不要太具體。太具體，就容易出現兩個問題：你得到了，就容易懈怠；你得不到，就容易氣餒，得到和得不到都不好。目標就是要像一束遠遠的光，你朝著光的方向走就好了。就像陶淵明筆下的“仿佛若有光”，模糊一點好。這樣就不會失落了。第三，你自己簡單了，社會就簡單了。有些人為什麼覺得社會複雜，因為他們有太強烈的上升願望，這個時候就有矛盾了，就複雜了。
我的心態沒有變過，和大學時的想法一樣，我從來沒想要驚天動地，我只是想做自己，做普通人。當官的時候，我説，我不想當大官。當時有人不相信，連我的直接領導都不相信，“當了官的人怎麼會不想當更大的官呢？”
我最後辭職了，現在做公益，我和同仁發起成立的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主要做兒童大病救助，希望為這些極端弱勢的人做一些具體的事情。大學的時候，我熟背過羅素的話，“三種單純然而極其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那就是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以及對弱勢者的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
我特別喜歡這樣的人生，因為與我青春時的理想呼應。這很純粹，沒有掣肘和牽絆，只對自己的內心負責。
為了這樣的人生，我輾轉了許多年。
我從小就比較感性，幼時跟著媽媽在地裏勞作，總是天快黑才回家。小學時，一篇課文《山那邊是海》曾讓我心生憧憬。兩年前，人民日報“領導幹部談讀書”欄目找我約稿，我連夜寫了一篇《讀書，帶我去山外邊的海》，我喜歡大海，大學畢業後，第一次到廈門出差看到了真正的海。12年前，我去美國留學，在波士頓旁邊的羅德島，看到了最美的海，懸崖下面蔚藍的海在我眼前一望無際地展開，那一刻我淚流滿面，我看到了我童年的海。
有些選擇，是漸遠的青春時代就註定了的。我記著幼時從地裏收工回來走夜路時媽媽常教我的一句話，“往前走，別回頭。”
【高考關鍵詞】
高中會考制度
上世紀80年代後期，由於單一高考對承擔“雙重任務”的高中教育導向的偏頗，高中教學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現象愈演愈烈，高考升學率成為評估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唯一依據，高考落榜的高中畢業生被視為“失敗者”。為了抑制這種不良現象，教育部（原國家教委）決定改革考試製度，建立高中畢業會考制度，將水準考試和選拔考試分開。1990年6月6日，原國家教委發出《關於在普通高中實行畢業會考制度的意見》，從此，一種新的考試製度誕生了。高中會考成績開始作為評價學校教學品質和招工、招幹、參軍的文化成績依據。
1991年1月27日，全國考試工作會議在南寧舉行。會議確定“八五”期間全國將普遍實行高中會考。
【同題問答】
1 新京報：推薦幾本影響最大的書？
陳行甲：《平凡的世界》、《約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家書》。
2 新京報：你最深刻的高考記憶是什麼？
陳行甲：上戰場的感覺，對改變命運的渴望帶來的興奮和期待。
3 新京報：什麼事，你高考後才明白？
陳行甲：原以為那是改變命運的決戰，之後慢慢明白，那僅僅是一場人生的小測驗而已，對人生格局的影響其實很小。如果人生是場馬拉松，高考頂多在三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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