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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攝影/本報記者 王曉溪
《頂頭錘》攝影/李晏
《頂頭錘》攝影/李晏
《頂頭錘》攝影/李晏
説説本土原創音樂劇的敘事病
音樂不是萬能靈藥 救不了你的壞故事
◎周健森
中國觀眾對於音樂劇的接受程度之低有目共睹，近年來情況似乎好轉了些，但對具體劇目的態度還是有所區別。經典一些的海外引進作品，樂意捧場的人確實越來越多，但自己人的原創作品，討喜的似乎並不多見。因此，上週三部本土原創音樂劇同時在京上演，這樣的聲勢多少還是有些出人意料的。
此番上演的三部音樂劇，分別是韓紅和田沁鑫聯手打造的《阿爾茲記憶的愛情》，趙淼和樊衝共同創作的《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以及香港話劇團的《頂頭錘》。無論劇情還是表演形式，三部作品都可算作是與市場較為親和的敘事音樂劇，或者説得更直白一些，它們都可劃歸到大眾娛樂商品的範疇。
“大眾娛樂商品”這個標簽並非貶義，恰恰相反，要想讓消費者心甘情願地為娛樂埋單，其實很是考驗創作者的能力。多年來，商業敘事作品的生産者們開發出了一整套完備的敘事模式和評價體系，藝術家們或許會對所謂“模式”嗤之以鼻，甚至譴責其綁架了創造力，但是對不起，若想在娛樂市場裏謀生，這是起碼的手藝。
將這三部音樂劇並置於商業敘事作品的評價體系之下來審視，票房並不算理想的《頂頭錘》是唯一稱得上品質合格的作品；演出結束後，人們討論和點讚最多的，恰恰也是這部作品。如此説來，也許觀眾對於本土原創音樂劇的態度並不算苛刻，很多時候，人們僅僅是希望看到一個好故事。
《阿爾茲記憶的愛情》：一言不合就開唱
普通觀眾常以“一言不合就開唱”來表達對音樂劇的不解，《阿爾茲記憶的愛情》便可算是很讓人不解的典型案例。這部作品有著南韓電影《我腦海中的橡皮擦》作為現成參考，但在舞臺上呈現的卻是一堆散碎的片段，無法串聯成可以自圓其説的故事。
劇中有兩條交錯呈現的時間線，一條是女主人公行將失憶的殘酷現實，一條是她七零八落的情感記憶，男主人公不斷地被拖拽進回憶之中，而在現實的部分，儘管我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的人生困境，卻看不到他們有任何突破困境的行動或信念，除了抱頭喊著海誓山盟的口號，似乎也沒有什麼值得他們去努力的事情了。
觀看這個缺乏推動力的故事，觀眾很像是陷進了一個泥沼旋渦，我們一邊看著眾多角色在舞臺上像沒頭蒼蠅一樣毫無意義地原地打轉，一邊又驚愕于他們居然還可以飽含激情地掀起一曲高過一曲的亢奮音浪。不過這並不是最不可思議的事情，劇中角色無需理由的愛與恨才真正叫人難以捉摸。
劇中女主的父親一直反對女兒和男主的戀愛關係，但讓人詫異的是，他僅僅和男主合唱了一首毫無敘事作用的煽情歌曲，便立即變成通情達理的知心準岳父。類似的還有一位專門與女主為敵的冷面女配角，在得知女主患上重病後馬上登門道歉，改頭換面成聖女閨蜜，只是我們不知道她究竟是因何獲得了善意的感召。
創作者也許認為音樂是可以解釋一切敘事缺陷的萬能靈藥，但這僅僅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觀眾調侃一些音樂劇作品時所説的“一言不合”，恰恰是因為其故事沒能令人信服，也因此無法給予觀眾一個讓情感釋放的理由，由此産生了觀看者和表演者之間無法認同的尷尬。這怨不得觀眾的理解力，這是創作者的失職。
《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人物只抱怨不行動
相較于《阿爾茲記憶的愛情》，《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在敘事上表現得更為完整。生活片段快進式的序列拼接，使其規避了人物轉變突兀的風險，甚至將戲劇性的人格自我衝突變成了一種有趣的風格。儘管這部作品給人的觀感要更加愉悅，但是同樣暴露齣戲劇推動力不足的問題。
在這個描畫三代人日常生活情境的故事中，創作者要麼並未想清楚其主題究竟是什麼，要麼是想要表達的東西實在太多，使得全劇的主題一直不斷游離和跑偏。從愛情婚姻到代溝問題，從關愛老人到親情至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劇中人物莫名的焦慮，他們面前衝突成堆，卻唯獨沒被賦予解決衝突的智慧。
該劇創作者在節目冊中呼喚著“學會寬容、理解與愛”，但是我們疑心這三個普世的字眼被偷換成了“容忍、順從與受”。面對伴侶的意見差異，子孫的叛逆反抗，以及女兒的粗暴管束，劇中主人公似乎始終沒有主動去努力改善狀況的打算，好像他們只要嘴上抱怨幾句，一切就可以交給時間去自動修補了。
也許我們不該全盤否定劇中人物的努力，比如《阿爾茲記憶的愛情》中男主就策劃了一場醫院大逃亡，《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中的主角也經歷了逃亡般的自由之旅。但這更像是創作者在劇情行將枯竭時的拼死自救，由於缺乏必要鋪墊，強扭的高潮戲非但不能挽救全劇，反而更顯出旱地拔蔥般的魯莽和尷尬。
鋻於《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大部分劇情發生在女主昏迷後的意識之中，我們本可期待創作者在結尾埋伏下神來之筆，來解決之前的問題。奇跡確實發生了——女主睜開雙眼，一切矛盾自動煙消雲散，Happy Ending團圓收場。這樣的結局跟“一言不合就開唱”沒有本質區別，不過是以氾濫的情感掩飾蒼白的敘事。
《頂頭錘》：受追捧因為用正確的方式講對了故事
《頂頭錘》比起上述兩部作品的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其創作者有多麼高明或獨到的想法。這部作品沒有如《阿爾茲記憶的愛情》那樣的明星陣容，題材也不像《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那般更為內地觀眾熟悉，甚至其舞美呈現都有一種略顯保守的傳統質感，但在敘事上，這部作品用正確的方式講對了故事。
將這個體育勵志題材的故事套用在商業敘事的結構模式中去檢驗，就會發現其精準地吻合了教科書上的所有要求：足球少年的卑微身份和宏大志願構成了主人公的內在衝突，踢進奧運的終極目標和家國淪陷的現實矛盾是構成其阻礙的外在衝突，不斷升級的挑戰，內外衝突的統一，少年成長的弧光……一切恰到好處。
有如此紮實的敘事結構打底，儘管這部作品中沒有一個反面角色，但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每一個人物的故事軌跡，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以及必須共同面對的危機。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行為不僅符合各自的人物設定，而且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動著劇情，這些角色是實在可信的，觀眾才會全神貫注地關注他們的命運。
比如劇中阿健這個角色，原本是無足輕重的配角，但是因為他小心翼翼藏匿了自己“在港日僑”的身份，便有了非同一般的分量。當他不得不在自己所愛的人面前坦白真相的時候，兩人以一曲《櫻之戀山茶》發出“只有憎恨另一個國家才是愛國的嗎”這樣的詰問，觀眾絲毫不會覺得此時的歌唱有多麼矯情，因為我們理解他在命運抉擇上的痛苦，並且和他站在了同一個層面的情感高度上。
一些文藝青年或許會批評《頂頭錘》的標準化敘事陷入套路太深，沒有創新的驚喜。客觀地説，這部作品多少有些中庸的氣質，放到百老彙或倫敦西區可能只是個及格作品，難成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爆款，但它確實成功抓住了觀眾。這個成功正源於其合格的敘事技巧，而在國內舞臺上像這樣及格的作品實在太少。
人物沒血肉如塑膠模特 時空抽離苦樂無關痛癢
為什麼我們的一些音樂劇作品會在敘事層面漏洞百齣？為什麼這些作品所講述的故事如此散碎且蒼白？如果説這僅僅是敘事本身出了問題倒還不至於太過嚴重，畢竟技巧上的問題是最容易得到解決的。但是令我個人感到不安的是，在這些殘破的碎片背後，故事講述者或許暴露出了更為致命的創作傾向。
在此次上演的三部音樂劇中，《頂頭錘》是唯一設置了具體時代和地域背景的作品，同時也是唯一有明確人物原型的作品。這個背景賦予了作品本身天然的歷史感和獨特的文化性，是故事外部衝突不可或缺的環境因素。而另外兩部作品，創作者似乎都在有意無意地將背景模糊化，或者説抽象化。
《阿爾茲記憶的愛情》中的一些細節，如警察的裝扮和説著東北方言的搞笑配角，讓我們相信這個故事似乎應該發生在中國，但除此之外便無跡可尋。不僅如此，劇中人物的身份設定也幾乎只是個符號而已，無論是愛上有婦之夫的富家女，還是懷揣職業夢想的草根男，似乎並沒有什麼分別，反正他們在舞臺上只是負責扮靚耍帥，形象枯癟造作得如同櫥窗裏的塑膠模特。
《你若離開，我便浪跡天涯》號稱是要“關注中國當下，關注中國普通家庭”，但是劇中人物的身上卻絲毫沒有具體歷史年代的印跡，也沒有反映任何當下百姓的普遍問題。他們更像是生活在海市蜃樓裏的神仙眷侶，沒人知道他們成長于哪朝哪代，也不知道他們從哪來，至於他們唸唸不忘的“蝴蝶島”，簡直就是個虛幻的烏托邦。
我不認可如此脫離現實的故事是所謂的符號化或寓言化的處理方式，劇中的那些人物與我所身處的現實環境無關，他們的生活是虛無縹緲的，他們不可能被填補進任何可以讓我信服的細節真實，他們的喜怒哀樂也因此于我無關痛癢。我甚至不得不因此懷疑，那些創作者真的關心或了解現實生活本身嗎？
我無法想像，那些疏離了真實生活的藝術家，對人們的日常處境陌生的創作者，沒有費心去觀察人們實際境遇、思考他們生存問題的精英們，如何去賺取觀眾的淚水或笑聲。他們真的懂得生活拮據的草根青年為何會對一罐可樂斤斤計較嗎？他們真的理解經歷過“文革”年代的老年人如何看待情感關係嗎？
如果創作者無意正視這個問題，那麼我此前有關敘事技巧的討論全都無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