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反映南昌起義的油畫。新華社發
新華社北京７月３１日電 題：建軍全紀錄——獻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９０週年
新華社記者王玉山、王經國、梅世雄、梅常偉
南昌，人民軍隊誕生的地方。
在這座有著“英雄城”美譽的城市街頭，以“八一”命名的地方隨處可見：八一廣場、八一公園、八一大道、八一起義紀念碑……這一切，都源於９０年前８月１日發生在這裡的一次影響深遠的武裝起義。
這個日子，後來被確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關於這次起義的若干細節，早已濃縮在新中國成立後被開闢為“八一起義紀念館”的江西大旅社之內——這座有著百年曆史的建築，當時是起義軍的總指揮部。
光影散落，一件件館藏沉默如雷；歲月如歌，一幕幕往事歷久彌新。
今天，讓我們再次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風雨路，追尋這支軍隊從新生到命名的建軍史。
新生
１９２７年的古城南昌，人口只有１０多萬。
８月１日淩晨２時從城內傳出的清脆槍聲，劃破了寂靜夜空，影響了整個中國。它標誌著剛剛誕生6年多的中國共産黨在遭受血腥屠殺之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從１９２６年開始，中國政壇上兩支新興的力量——國民黨與共産黨合作北伐。可就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産黨人，６萬黨員的中國共産黨，僅僅三四個月後就銳減至不足萬人。
血的教訓，擦亮了中國共産黨人的眼睛：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對付武裝的反革命。
起義地點選擇在南昌，是因為當時中國共産黨能夠掌握和影響的武裝力量大都聚集在武漢至九江的長江沿線。並且，國民革命軍第３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是共産黨人朱德。
策動和領導起義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為新中國第一任總理的周恩來。賀龍被任命為起義軍代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前者因“兩把菜刀拉起一支隊伍”而聞名，後者以北伐“鐵軍”屢戰屢勝而名揚。
此時，中國共産黨人還沒有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經驗，有過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經歷的“川中名將”劉伯承被周恩來選中協助賀龍擬制起義計劃。
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８日，周恩來就起義計劃詢問賀龍意見。賀龍説，完全聽共産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周恩來説，共産黨對你下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此時的南昌及其近郊只有國民黨朱培德的國民革命軍第５方面軍警備團等。因為身著相同的軍服，起義軍在脖子上繫上醒目的紅布條以示區別。
戰鬥過程有驚無險。以“山河統一”為密碼的起義軍，僅用了４個多小時就肅清了南昌城內的守軍。當周恩來在歡呼的人群中走向舊江西省政府的西花廳時——誰也不會想到，２２年後，這位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會在北京中南海同一地名的居所裏，開始主持新中國的政府工作。
南昌起義誕新軍，喜慶工農始有兵。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百歲老人彭猗蘭生前回憶，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的早晨，南昌的街頭幾乎還和往常一樣，許多店舖照常營業，只有滿城的標語和飄揚的紅旗，提醒人們昨夜發生了大事。
南昌槍聲，震驚天下。勢力強大的反動軍隊四面撲來，起義軍被迫撤離南昌，９月下旬在廣東北部大埔縣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率領開赴廣東南部的潮汕地區，余部４０００余人由朱德帶領留守當地阻擊敵軍。經過一次次苦戰，主力軍在潮汕失敗，朱德手下也僅存８００余人，師以上幹部只剩朱德一人。
危急關頭，朱德在全體人員大會上説：“大家一定要看清革命的前途，不要被暫時的黑暗和困難所嚇倒。俄國在１９０５年革命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
南昌起義部隊最終保存下了這８００壯士。１９５５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在１０位元帥中，直接和間接參與南昌起義的有８位，他們是：朱德、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林彪，其中３人就出自這最後８００人之中。
“南昌起義，宣告了黨領導下的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誕生。”軍史專家徐焰説，它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由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在歷史的天空中劃出一條與以往任何一支軍隊迥然不同的軌跡。
鑄魂
三灣，江西永新縣一個萬木蒼翠、群山環抱的小山村。
就在朱德率南昌起義余部艱難轉戰前，毛澤東在湖南與江西交界處發動了秋收起義。然而，部隊在攻打平江、瀏陽等縣城時，遭遇失敗，總指揮犧牲，近萬人馬只剩下不足千人。
毛澤東率部向江西境內的羅霄山脈中段轉移。這是一次沉重的行軍：指揮員不斷犧牲，傷員持續增加；更嚴重的是，部隊精神不振，紀律鬆弛，一些長官仍像舊軍隊一樣打罵士兵，掉隊、離隊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團、營甚至到了官多兵少、槍多人少的地步。
重重困難考驗著當時只有３４歲的毛澤東。他首先需要面對的是如何解決這支籠罩著失敗情緒的渙散隊伍。
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９日晚，毛澤東在三灣村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部隊縮編為一個團，團、營建立黨委，支部建在連上，設立黨代表；實行民主制度，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
這，就是在人民軍隊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三灣改編。
改編後的部隊凝聚力、戰鬥力空前提高。１９２８年初，後來曾任共和國開國上將的宋任窮，被毛澤東委任為連黨代表，參與改造在井岡山佔山為王的袁文才、王佐隊伍。年僅１９歲的宋任窮和其他共産黨員一起，很快使這些昔日的綠林豪傑轉變為具有高度覺悟和組織紀律的戰士。這其中的原因，正如毛澤東後來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所指出的：“‘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率部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他們的隊伍被稱作“朱毛”紅軍，有一段時期，“朱毛”竟被外界誤傳為一人。
隨後，全國各地武裝起義誕生的工農革命軍相繼改稱“紅軍”。紅軍，這個源於蘇聯紅軍的名字，從此成了土地革命時期人民軍隊的統一稱號。
三灣改編創立了黨領導軍隊的嶄新制度。然而，使這一制度以決議的形式正式確定下來，還經歷了一番風風雨雨。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一個祠堂裏，紅四軍召開第九次黨代會——史稱“古田會議”。
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使聽黨的話、跟黨走成為官兵的崇高追求和必勝信念；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規定了軍隊的性質、宗旨和任務，解決了紅軍“為誰當兵、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基本問題；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闡明瞭軍事與政治的關係，軍事機關與政治機關的關係，奠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思想建黨、政治建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勇敢地邁出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鏗鏘步伐。
“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中國共産黨逐步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回顧人民軍隊９０年光輝歷程，軍史專家肖裕聲説，“自從血脈中注入了黨的基因，人民軍隊的面貌煥然一新。”
１９３１年，也就是中國共産黨誕生的第１０個年頭，中國共産黨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１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８月１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也從此成為人民軍隊的建軍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