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孫明源
以北京朝陽公園為主展場的2023北京書市剛剛落下帷幕。在書展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多家出版機構、獨立書店、文創攤主紛紛支起展位，向來往觀眾展示自己的文圖産品。而在琳瑯滿目的新書以外，市集上還有一些已經不再有出版社為其印刷新版的書，它們被民間稱為絕版書。
北京大興區某圖書出版公司經理武伯（化名）解讀，絕版書是新中國文教發展、圖書出版、對外開放的重要見證者之一。如今，部分絕版書正在因市場因素走向“復活”，這也是新時代圖書出版的重要現象之一。
圖書印量一度令人“眼紅”
“我是做圖書出版的，現在我們推出一本新書，總計印刷、銷售幾萬本就算是不錯的成績。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本書一個批次的印量不誇張地説有三五十萬本。這個數字足夠讓現在所有圖書出版人看了‘眼紅’。”在分析部分絕版書從何而來以及為何絕版時，武伯首先追溯起了歷史背景。
武伯説，新中國成立後，高度重視文教事業，翻譯、出版了大量圖書，並把這些書籍配置到全國各地各單位收納、使用。這些新出版的圖書起到了教育掃盲、豐富群眾文化生活、促進學術研究的功能，品類和數量之多在我國可謂史無前例。
除了品類廣、數量大，這些書還具有的一個特點就是內容品質較高，許多書籍都體現出很高的編校、翻譯水準。此外，由於書目、印量基本由計劃決定，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小眾著作”，尤以亞非拉、東歐地區的許多文學作品為代表。
“當時的資訊載體主要為書籍、電影，讓書籍迎來了大發展，許多當年出版的書在今天看來都是精品。”武伯説。
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部分書籍遇到了一個繞不開的問題——版權。
時代和市場原因導致絕版
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對版權的要求愈發嚴格，我國出版商的版權意識也越來越強。一些出版商意識到，部分過去出版印刷的圖書並不完全符合當下的版權規則，因此無法對其進行繼續印刷出版。這些書也就變成了絕版書。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首次以國家基本法的形式確認中國“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權（版權），依法有署名、發表、出版、獲得報酬等權利”。
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關於著作權（版權）的法律。該法于1991年實施。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智慧財産權協議》對著作權的國際保護做了明確、具體的規定。
從著作權法問世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餘年間，版權規則的巨變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圖書出版業。大批書籍以絕版的方式“退市”。
此外，還有一部分圖書的絕版是由於市場原因。
後浪出版公司人文歷史品牌“汗青堂”主編張鵬參與過一些絕版書的再版工作。今年2月，汗青堂再版了饒勝文的《大漢帝國在巴蜀》一書。張鵬介紹，此書曾在幾年前首次出版，但是由於市場預期相比于當年熱賣的歷史小説等通俗讀物表現不夠理想，先前的出版社並沒有持續再版，因此該書一度成了絕版書。
“21世紀以來，我國圖書市場已經與國際接軌，遵循通行的版權規則。這些年的圖書絕版主要是因為市場原因，即發現圖書銷量不佳後出版社不再繼續印刷，或者基於學術或收藏目的出版某些書籍後不再加印。新世紀以來，此類情況佔到了大多數。”武伯總結説。
絕版書“復活”要看市場和版權
談起“復活”絕版書的難度，武伯回憶起了一些往事。
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少書籍都是由一些單位集體寫作、翻譯的，這些集體常常使用筆名。為了確認絕版書的版權方，出版商需要多方查證尋找筆名代指的單位，再通過單位尋找書籍的實際作者、譯者乃至權利所有者。由於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十年，此類查考往往難度很大，成本也很高。
還有些書籍涉及外國版權方，搜尋起來也不容易。武伯曾與日本某知名出版社合作，卻發現對方也一時找不到某書籍的版權歸屬，工作便無法推進。
“並不是每本絕版書都有這種現象，但是版權不好處理確實是許多絕版書無法‘復活’的重要原因，畢竟版權是圖書出版的生命線。”武伯表示。
如果版權問題可以解決，絕版書“復活”便不存在程式上的阻礙。但是，出版商依然需要考慮“值不值”的問題，即再版的絕版書能不能為出版商帶來利潤。如果市場預期是正面的，出版商才會將絕版書再版。
張鵬透露，汗青堂之所以選擇再版《大漢帝國在巴蜀》，主要原因在於市場預期發生了變化。近年來，歷史領域讀者不再滿足於通俗演義式的著作，而是越來越青睞偏學術風格的作品，策劃團隊注意到了這一轉變。此外，三國題材是歷史愛好者喜聞樂見的題材，但二三十年來水準高的嚴肅專著並不多見，所以汗青堂決定借勢推出新版本。
此外，此書作者並沒有簽署過買斷合同，版權問題並不構成阻礙，這也為後浪尋求再版合作提供了充足空間。
“對於許多書籍愛好者來説，絕版書意味著一種情懷。但是對於出版商來説，情懷之外也有生計需要考慮。”張鵬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