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結束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未來中國經濟走向的“路線圖”，同樣也預示著、指引著政治路線圖和國家間關係的路線圖。

三中全會表述了中國的新問題和新現實

隨著中國經濟連續25年的高速增長，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所可能帶來的政治軍事後果，在相當多的海外觀察家中間，缺乏共識。他們對於中國實力增長後如何使用這些力量，感到沒有把握。由此而來的如何回應中國崛起、如何與中國共處、如何與中國競爭等問題，就是客觀存在的重大外交問題。我們不能無視這種堪稱自然的、本能的反應。

我們需要明確地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轉型，是一項具有全球意義的試驗，具有重大的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後果，它的成功及失敗，都一樣具有國際價值，而且，它的轉型以及走向，不是單向的對國家間關係施加影響，而是在與國家間關係進程的互動中，彼此相互施加影響。不能反映這種進程的政策，就是一項錯誤的政策。

如果説，中國過去25年的改革政策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需要明確，所謂的正確政策至少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推進經濟改革，逐漸明確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另一個則是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國家間關係主題這樣的判斷。

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基本成果體現在兩個決議之中：一是《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是《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決議雖然是兩個，而實際上卻是統一和連續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直接承繼著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前後兩個決議只有兩個詞的差別，一個是"建立"，一個是"完善"，兩個詞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十年間經濟領域的重大變化以及出現的新問題的解決方案 ；另一個決議，《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則是對伴隨中國十年間經濟領域重大變革而出現的利益格局和新的現實的憲法承認。因此，可以説，十六屆三中全會表述的是中國的新問題和新現實。

中國經濟的轉型增長之路

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所依循的路徑，簡單地説，是所謂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在這一戰略中，經濟目標居先，而憲政轉軌則有所滯後，因而中國的轉軌性增長帶有失衡的特徵。具體表現為：

1.經濟先行戰略導致經濟和政治之間關係的失衡。在經濟轉軌之初，人們一般期望經濟的市場化會相應地伴隨著行政權力的弱化。這是經濟學、社會學上的一個一般性假設。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官員中的"下海潮"，就是這種期望的體現。但是，中國實際的轉型進程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市場經濟並沒有消解政府權力。政府權力和市場保持了同步增長的局面。市場中居於主導地位的行政權力異化為"權力的市場化"，權力成為經濟資源。目前嚴重的腐敗問題，就是這種異化的反映。

2.轉型的不平衡還體現在區域經濟增長的巨大差異方面。根據筆者對全國人大的採訪和觀察，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世紀之交，地方官員呼籲最多的問題，就是區域不平衡問題。有學者把這種區域差異概括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

3.轉型不平衡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收入分配上的差異。通過對北京的抽樣調查，收入水準最高的10％人群，其購買力是收入水準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就全國而言，收入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5％至10％的家庭的100倍。幾項權威性研究得出的目前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的估計值，介於0.39～0.55之間，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0.45是比較合理的估計值。這個估計值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略低。

4.中國轉型性增長帶有權利分配不平衡的特徵。經濟上的不平衡增長，其背後的根源是權利的不平衡。比如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提高，其主要的原因是農民在城市中的就業權利得不到維護。根據對1988～1995年收入差異擴大的原因的考察，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貢獻最大的是農民能否進入到現代部門獲得工資性收入，其貢獻率最高達39.7％，成了第一位的因素，而且這一趨勢還在加強。1998年以來，弱勢群體的概念得到普遍使用，所反映的就是權利失衡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中國的轉型性增長伴隨著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權利的不平衡性增長。

三中全會著力解決的問題

那麼，十六屆三中全會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呢？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再次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作出承諾，鞏固已經取得的成就，對於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通過修憲，予以承認和維持。在發表的決議中，突出強調了"依法保護各類産權"，明確指出建立現代産權制度的"四個有利於"。

第二，對過去十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出現的偏差，予以矯正。中國市場經濟的起始階段明確奉行"不平衡發展戰略"，因此帶來發展失衡就是自然的。而三中全會則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目下，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總原則，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個目標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將採取措施，平衡各種利益，走均衡發展的路子。

第三，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市場經濟的目標，包含著政府制度轉型的重要內容。所謂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指的就是政府過當干預、官商勾結、權貴橫行。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指法治不健全的市場經濟。因此，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目標，意味著中國將進入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創新的新時期，政府的權力、行為將得到憲法約束，相應地，社會、公民的權力將得到提升。

三中全會前後中國的亞太政策

從上面對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描述可以看出，其中並不包含對國際秩序和中國外交方針的承諾。但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政策不變的背景下，經濟戰略"路線圖"的確立，同樣也預示著、指引著政治路線圖和國家間關係的路線圖。

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中國對外關係方面最活躍的部分是其周邊外交，尤其是亞洲外交。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中日韓三國政府首腦舉行了第五次會晤，併發表《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三國承諾，將共同推動亞洲各種形式的區域合作。三國將抓緊落實《東亞研究小組最終報告》提出的各項措施，推動10＋3合作向東亞合作方向發展，支援東盟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在東盟地區論壇、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等機制中加強合作。

溫家寶總理在印尼期間闡述了中國對待自己力量崛起的態度：中國的發展強大將給亞洲各國帶來發展機遇和實際利益，將為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他強調，積極促進亞洲的發展振興與和平穩定，是中國的既定方針。"睦鄰"、"安鄰"和"富鄰"是中國實現自身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長，將為地區穩定作出更大貢獻。中國致力於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致力於促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10月8日，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與東盟十國外長簽署文件，宣佈中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而使中國成為東南亞地區以外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大國，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東盟十國領導人共同出席了簽字儀式。中國和東盟國家領導人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宣佈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中國首次同別國或國家集團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參加了在泰國曼谷召開的APEC第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他發表的演講闡述了中國的三點主張。第一，要加強相互信任，保持亞太地區穩定。第二，要採取有效措施，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三，要推動相互開放市場，健全多邊貿易體制。

十六屆三中全會前後中國集中闡述亞太政策主張，是不同尋常的，這表明中國已經形成了十分清晰的亞洲政策和亞洲秩序的構想。

中國的亞洲政策與十六屆三中全會闡述的"路線圖"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1.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亞洲的存在，中國對此有著明確的自我認知。對於自己實力增長所引起的反響，也有著清醒的感知。中國希望維持這樣的存在。正如在國內選擇了維持既得利益現狀一樣，中國在亞洲也選擇了維持現狀。

2.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第二項政策主張，是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一政策主張，與三中全會提出的"五統籌"，異曲同工。為什麼？原因在於，糾正市場經濟第一個10年的偏差，將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亞洲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這樣的挑戰。在中國的亞洲政策中，不僅僅中國面臨著均衡發展的問題，面臨著政治制度轉型的問題，亞洲許多國家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3.中國未來10年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如何約束失衡的力量結構。對國內力量結構的調整，是很大的政治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力量的外溢也需要通過憲政秩序予以約束。

4.中國正在成為亞洲區域經濟自由化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2002年，中國先於日本、南韓宣佈與東盟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明確了關稅減讓的時間表。中國在該地區正日益自覺地扮演一個自由貿易推動者的角色。其中的根由在於中國過去10年中經濟的外向程度的迅速提高。中國目前的對外開放度接近40％，高於日本，也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根據預測，中國的對外出口還將繼續高於GDP增長速度，對外依賴度也勢將繼續上升。

由此看來，十六屆三中全會向亞洲傳達的，是一個福音。亞洲應當歡迎這次會議。

(張劍荊 ---《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知名國際評論專欄作家)

《財經》雜誌 2003年11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