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國際化已經成為我國東部沿海一些省市的重大發展戰略選項。這一戰略選項以及相關促進政策體系極大地推進了這些省市及所在區域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同時，開放觀初級化和增長方式粗放化又使得這些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支撐力和環境承載力出現極限化趨勢，其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也受到日益凸現的制約。因而，以科學發展觀引領新開放觀，具有理論和現實的迫切性。

一、迄今的開放觀須調整和革新

沿海開放省市提出經濟國際化戰略有時代的必然性和現實的需求性，但迄今的發展觀和開放觀也有一定歷史局限和非理性增長衝動因素。

經濟國際化是指各個國家之間經濟交往和相互依存關係日益擴大和加深的一種客觀趨勢和進程，其實質是資源配置的國際化。我國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資本和技術缺口巨大，區域發展極不平衡，長期閉關自守的發展中大國。國家實行對外開放之後，各地把引進外資作為區域發展的重中之重，這是符合規律的發展。從發展的實際進程看，以發展加工貿易出口和引進FDI為重點的外向型經濟成為區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長三角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國際化的率先發展地區、接軌世界經濟體系的前沿平臺。

同時，長三角區域經濟的進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外資依存度分別達到了89.5%、47.5%和5.4%。對外依存度與風險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我國主要以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雖然當今的國際分工已由國家和産業間的分工深入到産業內和産品內的分工，以産品價值鏈為國際産業化的基本單元，但是，以知識和資本支配勞動的基本性徵並未改變，且繼續強化。因此，我國以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為主參與國際分工必然處於被支配的地位，具有相當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加工貿易的易轉移性和國外進口商對國際市場的壟斷力，加劇了國內出口商品以價格為主要手段的競爭。二是收益分配的微薄性。加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擠壓和國內各地的無序競爭，又進一步加劇了這兩個特性。

從宏觀經濟層面看，地方政府和企業從發展當地經濟的需要和相互競爭出發，不乏非理性衝動和追求政績的動因，其招商引資饑不擇食，“追高逐低”(過分放寬對外資的監管，以犧牲環境和勞工利益來吸引外資)，惡性競爭。這樣的結果：一是擴大和強化了跨國公司的控制和壟斷地位，削弱了自己討價還價的能力，在競爭中處在被動和不平等的地位。二是擴大和強化了外商投資對本地産業結構的扭曲，對關聯企業發展的壓制，對本地品牌的擠兌和比較優勢動態化的阻礙。更為嚴重的是可能因對跨國公司和FDI的過度依賴，出現我國比較優勢被鎖定，致使産業技術水準長期低端化的威脅。三是資源嚴重浪費和流失。突出表現是層層級級大辦開發區，對外商投資實行低價甚至零價格供地。有的外商利用各地引資的無序競爭，搞“候鳥企業”；有的設備投資“以次充好”，虛報天價，項目尚未開工，投資成本已經賺回；有的利用公司內部定價和利潤轉移機制，高進低出，把賬面做成虧損，實際上大發其財。

二、新開放觀的核心：增長理念與增長方式

以科學發展觀引領新開放觀，核心是轉變增長理念和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是要素投入量增加和要素生産率提高的結果。投入産出比是衡量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指標，生産過程及産品消費對環境造成的負荷和污染(綠色GDP)和資源迴圈利用(迴圈經濟)是愈益重要的評價因素。經濟學家強調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決定作用。庫茲涅茨研究的結果是，現代經濟增長(每人平均GNP增長)的25%來自投入要素量的增加，75%來自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他還指出，科技進步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它必須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市場需求、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因素相結合，才構成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舒爾茨指出，經濟發展主要取決於人的品質，而不是自然資源的豐瘠或資本存量的多寡。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因素很多，作用機理複雜，它既是一個微觀的“技術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宏觀的“社會經濟”問題。增長方式決定增長能否帶來發展和帶來多大的發展。

“增長不等於發展”的命題，對我國仍有現實的針對性，作為就業壓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必須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因此，我們的經濟增長要集約化，發展要協調和可持續，以效率和效益為目標，以資源的合理配置為前提，以科技進步為主動力，在總量的擴張中實現結構優化和産業升級。經濟發展還要用社會和政治體制的尺度來衡量。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要協調同步，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發展。

三、樹立新開放觀：基礎與目標要點

新開放觀要求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加快構建外向型經濟發展與經濟集約化增長的良性互動機制。

改革開放27年來快速、持續的經濟發展，首先是沿海地區基本上突破了發展初期的儲蓄和外匯“兩缺口”的約束。長三角區域經濟具備了必要條件，可以實現人力資源比較優勢向人力資本競爭優勢轉變。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更充分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展發展空間。我們必須通過進一步調整發展思路，優化區域資源整合，提高外向型經濟發展層次和水準，構成外向型經濟發展與經濟集約化增長的良性互動機制的充分條件。目前，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切入：

第一，因應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實行“參與”和“承接”並舉互補對策。

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一是以跨國兼併和建立戰略聯盟的方式鞏固和擴大壟斷地位；二是充分利用國際分工突破傳統的國家和産業邊界向産品生産“價值鏈”層面的深化，通過産權性和非産權性聯繫，把發展中國家那些具有突出比較優勢和競爭潛力的企業與生産環節整合進其全球生産經營和服務體系。全球産業佈局調整和産業轉移，主要是以“強強聯合”的産業整合和産品與服務“價值鏈”的分拆“外包”這兩種形式推進的。寶鋼等企業通過與跨國公司的戰略結盟，加快崛起，填補了我國在世界500強中製造業企業的“空白”。一旦實現“零的突破”，崛起為世界級的集團企業，就能為我國本土企業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好的發展環境。中小型企業也要抓住機遇，承接轉移，加快發展。“參與”和“承接”並舉互補，加快靜態比較優勢改造成動態比較優勢，就能逐步解脫在國際産業鏈中低附加值環節的鎖定。

第二，加快自立技術創新的基礎和能力建設。

外向發展中對跨國公司的依附和低附加值輸出，根源在於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弱，出口産品本地品牌少。目前，我國一般貿易多為“貼牌生産”，加工貿易用的是外國品牌。高檔産品主要依賴國外核心技術引進和關鍵零部件進口加工組裝。自己不掌握産業高新技術部分和環節，這樣的高新技術産業還不能算是真正的高新技術産業。加強自主技術創新的基礎和能力建設，關鍵要加大人力資源的素質和技能培訓的投入以及R&D投入。要加快人力資源優勢向人力資本優勢的轉變、科技和教育優勢向産業優勢的轉變、人力資本和人才優勢向發展優勢的轉變，把這“三大轉變”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和基礎。

第三，以資源集約、産出效益和環境效應為標準，從“引資”轉向“選資”。

我國石油、煤炭、鐵礦石和其他金屬礦藏等戰略資源可開採儲量越來越少，每人平均資源佔有率極低，土地每人平均佔有率低於0.8畝的國際警戒線，經濟發展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壓力越來越大，資源瓶頸約束趨緊。經濟技術開發區本來是産業集聚、集約發展的有效載體，太多太濫就失去了它原來應有的作用。去年的清理整頓切斷了開發區氾濫、相互攀比、惡性競爭的根基，創造了回歸其作為“成長核”原點的環境，從而保證了國家級和省級以上重點開發區能夠以儘量用最少的土地佔有、最低的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用儘量高新的技術，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發展。許多城市和地區以這一次宏觀調控為契機，積極探索“零土地”招商引資途徑，開始從“引資”向“選資”的轉變。總之，要提高産業集中度，建設節約型社會，推廣迴圈經濟模式，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第四，“走出去”建立國際戰略資源供應基地。

我國要成為“世界工廠”，長三角要成為國際先進製造業基地，必須有海外國際戰略資源供應基地的支撐。我們不必諱言“走出去”建立國際戰略資源供應基地的目標，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奉行尊重別國主權的和平外交方針，堅持互利互惠、共同開發、利益共用、實現雙贏的經濟技術合作原則，願意讓其他國家合理分享中國崛起的利益。這完全不同於歷史和現實的霸權國家的強取豪奪，以損害資源國的發展謀求自己的壟斷發展。建立國際戰略資源供應基地，是提高我國“走出去”水準的戰略舉措，也是“走出去”的戰略重點和難點。國家發展戰略要與企業發展戰略相協調，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要形成合力，國家級企業集團要“走出去”，地方級企業也要著力“走出去”，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援。

第五，處理好工業化形態與景觀形態的關係。

新興工業化産業形態是明晰的，要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兼有規模、效益、品牌和國際競爭力，形成園林化國土與集聚化産業協調和諧的空間結構和景觀形態。農業和農村在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中的地位與作用不僅沒有被削弱，而且作為不可或缺的景觀和生態平衡空間昇華到極其重要的高度。在人口密集，土地、水等資源和環境支撐力不足以承受的情況下，尤其需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觀。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應給後人留下讚嘆，而不是遺憾。

(作者朱乃新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