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在我國的主要傳播途徑是什麼
有資料顯示,截至2002年底,我國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人數已超過百萬;即使保守地估計,至2010年,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亦將超過千萬,艾滋病流行造成的損失將不少於225億元人民幣。
那麼,艾滋病在我國主要通過什麼途徑傳播?
我國公眾認為,性接觸感染,是艾滋病傳播的第一位原因。在北京進行的一項調查亦顯示,54%的被調查者認為,絕大多數艾滋病患者,都是由於不潔性生活或賣淫嫖娼而感染病毒的,只要潔身自愛就一定不會傳染。
然而,我國衛生主管部門進行的統計卻表明,我國的艾滋病傳播途徑比重分別為:靜脈注射吸毒感染佔69.8%,性接觸感染佔6.9%,採供血感染佔6%;餘下的百分之十幾,為母嬰傳播和其他特殊途徑傳播。
在臨床第一線接觸、治療艾滋病病人的一些專業人員卻認為,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不是性行為以及吸毒。比如,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的原河南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婦産科教授高耀潔,就認為導致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是買賣血液或通過使用血液和血液製品。她説,她曾跑過十幾個縣、幾百個鄉,有時一天跑7個村,她見到的艾滋病病人,全都是賣血感染的。此外,高耀潔對全國各地4000多個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感染者寄給她的信進行分析,得出結論説,“依我所見所聞,可以説,國內艾滋病患者中的絕大部分都源於血液傳播。”
武漢中南醫院傳染病科教授桂希恩則認為,經賣血、性接觸、吸毒和母嬰傳播的艾滋病患者他都見過,但從全國的情況看,各個地區傳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徑並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他説,在中部地區是以賣血、輸血傳播為主,如河南、湖北、山西等省;而在沿海地區如廣東、福建,就有可能是以性接觸傳播為主;而在雲南等地則可能以吸毒傳播為主。
但桂希恩説,“從長遠的觀點看,血液傳播艾滋病病毒的問題,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干預,比如國家已經宣佈,調用資金12.5億元治理血站和醫療用血,如果治理得力,那麼,吸毒和性傳播艾滋病的問題就有可能凸現,而對後兩者的干預遠比對前者困難。”
艾滋病傳播的最主要途徑究竟有哪些?實應展開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拿出有力證據,以便進行有力有效防治,否則,對主要傳播途徑認識模糊,必然導致預防方式無力和失效。
傳統文化與習俗
在防艾中折射出什麼
疾病與疾病防治從來都不是純粹的醫學問題,它與社會、文化、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與思維方式均有密切關係。
如果按照主流聲音,即艾滋病在全球包括在我國,都是以性接觸無論同性還是異性之間,亦不管是正常性行為還是性交易以及吸毒為主要傳播原因,那麼針對這樣的傳播途徑所採取的預防措施,不同的國家會因文化和習俗因素而遭遇困難甚至失敗。比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倡使用安全套,這在我國就受到了冷遇和反對。
1985~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在泰國推行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運動,10年間成功地減少了200多萬人感染艾滋病毒。鋻於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艾滋病傳播形勢越來越嚴峻,世界衛生組織同樣向我國推薦這種極其有效的預防方式。於是,我國于2000年首先選擇武漢市的黃陂縣、江蘇省靖江市作為試點,啟動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項目。但是,這種預防方法引起了廣泛爭議,甚至反對。
反對者認為,推行安全套措施就等於發放性執照,是對公民特別是青少年的誤導。因為,在娛樂場所只要使用安全套,賣淫嫖娼就可能被默許。所以,在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有違我國傳統文化、倫理、法律。
但是,支援者卻認為,目前根本無法禁止賣淫嫖娼,暗娼在國內許多大中城市存在已是一個基本事實,這為性接觸傳播艾滋病提供了土壤和溫床。如果反對在公共場所使用安全套,確實可能打擊賣淫嫖娼者,但對廣大公民卻造成隱患。嫖客在與暗娼進行性交易時,如果沒有安全保護措施,極易感染性病或艾滋病,並且有可能把性病或艾滋病傳播給配偶或女友。
無論國外還是國內的研究都表明,妓女和嫖客屬於艾滋病傳播高危人群,他們傳播艾滋病的危險比一般人群高5~10倍。美國聖迭戈醫院的研究表明,使用安全套能夠使感染艾滋病毒的風險降低20倍。對於男人來説,不安全的同性性交,其感染艾滋病毒的幾率是1/2000,而採取預防措施,比如使用安全套,則能將風險降低至2.5/10萬。這也是泰國降低艾滋病傳播比例的成功做法。
然而在我國,由於投鼠忌器,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項目已經“流産”,這為艾滋病的傳播留下了巨大隱患。
戰勝艾滋病需要突破的
心理障礙是什麼
無論現實中艾滋病是否主要由性接觸傳播,按照傳統觀念,我國的很多人都會認為,染上艾滋病大多是宿花眠柳、道德敗壞、墮落腐敗之人。上述在北京進行的關於艾滋病的調查還表明,有39%的人認為,行為不檢點的艾滋病患者不值得關愛。
2001年7月12日,“榕樹下”網站曾連載《最後的宣戰—— 一個艾滋病感染者的手記》,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
一個叫黎家明化名的20多歲男青年,由於有過一次輕率的放縱——在一家髮廊與一名洗髮女嘗試第一次性體驗,不久便染上艾滋病病毒。黎披露自己的經歷,懺悔並警示他人,儘管有不少人對他表示同情,但也有相當多的人表示出另一種態度。最為極端的是,有的網站出現了這樣的貼子,“讓他死吧!”接著有人説,“應該快點死”。更多的人表示,“我們為什麼要同情一個嫖客?”在對這種事件的報道中,媒體的基調亦説艾滋病主要是由於吸毒、嫖娼、性生活不檢點造成的,凡此種種,必然給人們造成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只有生活作風不好、道德敗壞、墮落和幹壞事的人才會患艾滋病或被這種病毒感染。
姑且不論高耀潔、桂希恩大夫為代表的一些專業人員得出的結論——我國目前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大部分是由血液傳染的事實是否真實,即使因生活放縱和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病毒,這樣的人已經受到懲罰,而且知道懺悔並希望他人引以為鑒,為什麼就不能得到同情?西方倫理認為,罪人悔過,上帝也會歡迎;東方倫理承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二者可謂殊途同歸,何況黎家明並沒有犯罪。
一位因使用血液製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曾無比痛苦和悲哀地説,“連家人和親戚都不相信我,那目光和神情無疑是在説,我是在外面拈花惹草才患這種病。其實,我可以以我的生命和人格擔保,除了妻子,我從未做過那種事。可是我的一個親戚卻説,‘你丟盡了我們的臉,乾脆去死算了!’既然連親人都不信任我,我幹嗎不……”桂希恩大夫説,在實際防治中,他已見到這種情況發生。
實際上,艾滋病並不只是性傳播一個渠道,然而,國內老百姓對此最形象的稱呼是“臟病”,或者稱“那病”。
由於傳統道德意識比較深厚,人們不是“談艾色變”,而是“談性色變”,這就為防治艾滋病添加了人為屏障。高耀潔説,她把所著《艾滋病與性病防治》一文送給一位在某銀行當處長的老同學看,誰知她竟鄙夷地説,“我能看你這種書?你這是啥書?骯髒死了!”隨後把書扔在沙發上走了。高耀潔説,較有文化的人對艾滋病都有這樣的認識和誤解,就更不能苛求大眾對艾滋病不恐懼、不鄙夷、不歧視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歧視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桂希恩教授從2001年5月起,就一直接待到府求醫求助的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讓他們住在自己家裏並同桌吃飯,她説,與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共同生活、共同吃飯不會傳染,這是基本常識。而高耀潔大夫早在2000年夏天就開始接待到府求醫的病人,也讓他們在家裏做客吃飯,為此曾引起家人不滿。但是,高耀潔堅持説,即使患者唾液裏有艾滋病毒,也達不到傳染的量,而且胃酸還能殺死病毒。
如果在對艾滋病的問題上轉變觀念,那麼,無論是誰不幸染上,都可以認為只是因血液或醫源性方式,如手術或自我保護不夠如在性生活時而感染——正如所有訴訟案件,在沒有證據證明有罪之前,罪犯的罪名就不成立,患者和感染者不受歧視,艾滋病的監控和防治就可能更為容易,人類征服艾滋病的步伐也會大大加快。
《大眾科技報》 2003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