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會見了訪華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山崎拓、公明黨幹事長冬柴鐵三和保守黨幹事長野田毅，此次執政三黨幹事長聯合訪華就是為了同中方坦誠交換意見，尋求兩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自小泉執政以來，日本政壇上就出現了一批戰後成長起來的政治家，他們目前在日本政治中佔中樞地位乃至擔任最高政府職務的國會議員，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1942年生）、現任外相田中真紀子（1944年生）、現任自由黨代表小澤一郎（1942年生）、現任民主黨代表鳩山由紀夫（1947年生）、原外務省政務次官武見敬三（1952年生）等。

    那麼，他們的上臺對日本政壇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就此，我們請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現北京大學教授王新生來談談看法。

    這些不到60歲的政治家之所以成為日本政壇的中心人物，是有其背景的。

    ■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界處在新舊政治家交替時期

    雖説新舊政治家交替是新陳代謝的客觀規律，但在90年代卻有兩個新特徵，即交替速度較快和新政治家多為戰爭結束前後出生者。在1993、1996、2000年舉行的三次大選中，每次均有100多名眾議院議員為新當選者，而且平均年齡都在54歲左右。特別是在1993年的大選中，新當選者為134名，是1955年自民黨成立以來的最高數字。正是在新老政治家迅速交替的基礎上，新生代政治家才得以脫穎而出。

    ■日本正處在新舊政治經濟體制變換時期

    被稱為“55年體制”的戰後日本政治體制是“以經濟增長的極大化為目的的體制”，該體制有力地推動了50年代後半期以及整個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但隨著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卻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而在1993年被送進歷史博物館。

    正是在此基礎上，新生代政治家迅速取代了那些在舊體制下佔據或接近權力中心的政治家。例如田中真紀子首次當選就成為政府科技廳長官，打破了自民黨長期執政時形成的論資排輩，當選國會議員至少10年以上才能成為內閣成員的慣例；武見敬三首次當選後立即成為執政黨對外政策方面的核心人物，並出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委員會委員長。

    ■日本處在戰後時間最長的經濟衰退時期，90年代被稱為“失去的10年”，因而造成民族主義情緒頗為高漲

    如果説80年代的民族主義思潮來自於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後帶來的民族優越感，那麼經濟持續衰退的局面卻是90年代民族主義情緒蔓延的社會基礎。這種新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內表現為追求變革的心理，對外表現為陳述自己真實觀點的強硬姿態。

    因此，那些既對內説“不”，又對外説“不”的新生代政治家就成為公眾歡迎的人物。例如缺乏黨內基礎且直言不諱的小泉純一郎就是在普通黨員的支援下，當選為自民黨總裁和政府首相的；而對黨內資深政治家百般挖苦且獨往獨來的田中真紀子，卻受到民眾的大力支援。

    正因如此，新生代政治傢具有以下主要特徵：

    ■具有獨特的政治見解並明確加以表達

    與竹下登那種“語言明瞭，意思不清”的舊型政治家不同，新生代政治家不僅具有自己的內外政策，而且大張旗鼓地加以宣傳。過去政界人士很少著書立説，但自1993年政局發生大變動以後，新生代政治家紛紛出版闡述自己政策主張的論著，同時為實現其政策主張身體力行。始作俑者是小澤一郎，他在1993年推出以修改憲法、做普通國家為主要內容的《日本改造計劃》，一年內再版七次，發行萬冊，此後一再鼓吹修改憲法；小泉純一郎為推行郵政三事業民營化計劃，接連撰寫出版了四部書，儘管受到黨內外的反對，仍然將其作為自己的招牌。

    ■保持不受特定政黨或派系束縛的行動自由

    新生代政治家為追求自己的改革理念，不惜敢冒葬送政治生命的危險，脫離政黨或派系活動。例如小澤一郎為推進必要的政治改革，在1993年率部分志同道合的國會議員，脫離自民黨另組建新生黨，後又組織新進黨，當感到難以統一新進黨內的思想時，乾脆解散該黨組建自由黨；鳩山由紀夫先是脫離自民黨，接著又脫離新黨魁黨，後組成民主黨，努力推進兩大政黨制的形成；即使一直保持自民黨黨籍的小泉純一郎，在黨內是被稱為“怪人”的獨行俠，後來乾脆脫離派系參加總裁競選；雖然田中角榮在自民黨內創造了勢力強大的田中軍團，但田中真紀子未參加黨內任何派系，保持著單幹戶的姿態。

    ■具有推動日本做政治大國的抱負

    隨著冷戰世界體制的結束，國際社會要求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承擔更多的地區事務乃至國際事務，新生代政治家更是希望發揮日本的獨特作用。小澤一郎在擔任自民黨幹事長時曾組織過“關於日本在國際社會的作用特別調查會”，自任會長。這個“調查會”所做出的主要結論是，在現行憲法的範圍內，日本出於國際安全保障的考慮，即便參加行使武力的“聯合國軍”也是可能的。後來小澤一郎又主張對現行憲法加以修改，以便進一步開放對日本自衛隊在海外活動的限制。例如他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計劃》中，提出在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後面追加第三款，即“根據第二款之規定，擁有維護和平活動的自衛隊，接受邀請組建在聯合國指揮下活動的國際聯合機動部隊，並不妨礙這個國際聯合機動部隊在聯合國指揮下的活動”；1999年競選民主黨代表時的鳩山由紀夫甚至甘冒黨分裂的危險，呼籲制定明確記載保有自衛力量的新憲法；小泉上臺後也聲稱準備修改憲法，使擁有集體自衛權的日本軍隊走向世界。

    ■功利主義色彩較濃

    為迎合經濟長期衰退狀況下日益擴散的民族主義情緒，新生代政治家不顧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批判而我行我素。例如在教科書問題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小泉純一郎均採取了強硬的態度，以便爭取部分選民的支援。另一方面，這些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成長起來的政治家，其歷史觀、價值觀、政治觀、國際觀等，都與日本老一輩政治家有很大不同，較少將戰爭負罪意識或感情因素帶入對外關係，而是講究實效，追求利益互動的政治新人。儘管他們也主張中日友好，但帶有更多的獨自色彩。例如被看做日本政界右翼政治家代表的小澤一郎，也宣稱自己是中日友好人士，熱心參加推動中日友好的“長城計劃”數十年，併為此訪華，但他始終堅持《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所説的“周邊事態”理所當然地包括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

    目前，這些已經佔據權力中心的新生代政治家及其實施的政策，無論在國內還是對國外，都帶來不小的震動。小泉純一郎上臺以後，堅持結構性改革，並拋開自民黨內的決策機構，任命民間專家組成“經濟財政諮詢會議”，起草了名為《經濟財政運營基本方針》的具體改革方案，針對公共事業、地方交付稅、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弊端，提出減少開支，抑制浪費，重建日本財政體系的計劃。雖然該方案具有不可否認的合理性因素，但大大觸動了執政黨議員、政府官員、利益集團的既得權益，因而受到包括自民黨保守政治家在內的各種勢力的強烈反對；外交大臣田中真紀子更是以凍結官僚人事、追究機密費流失為突破口，對外務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行政官僚界引起一片恐慌。自民黨內也有許多反對聲音，與外務省關係密切的自民黨前總務會長鈴木宗男甚至在國會會議上對田中大加指責。

    在對外關係上，田中真紀子肆意批評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和環境保護政策，並表示“日本應該從日美安保體制中獨立出來”，甚至拒絕會見前來訪日的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引起華盛頓方面的“迷惑不解”，其訪美計劃差點觸礁；雖然作為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相之女，田中真紀子擔任外相後對中國作出善意表示，但小泉內閣的言行卻使中日關係在近期內出現了不少問題，其中集中體現在教科書問題和貿易問題上。

    作為日本的鄰國，又是重要的貿易及經濟合作夥伴，我們應如何看待、對應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實施的內外政策呢？

    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既是國內政治的延續，又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前提的。儘管小泉內閣的對外強硬姿態帶有某些尋求國內支援並在此基礎上渡過改革難關的色彩，但正如中日貿易戰逐漸增多所體現的那樣，兩國之間還會在其他領域出現或許嚴重的摩擦。這並非是一件壞事，因為從某種意義上看，摩擦是相互理解的必要過程。重要的是，在明確闡述自己立場和維護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按照國際公認以及雙贏的原則，務實性地解決具體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　王新生

    《北京青年報》 200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