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要想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具有效率特徵，必須提升人們的激勵效應。所以城鎮化的出發點並不是解決就業問題（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解決就業問題只不過是它的“副産品”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力。那麼，到底什麼樣的城鎮化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呢？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筆者認為，只有弄清了這當中的經濟學邏輯，城鎮化才不會“事倍功半”。

城鎮化是一種制度變遷，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從制度變遷的客觀規律出發，不能搞“一刀切”，否則很有可能“出力不討好”或者“欲速則不達”。為此，我們應該分清兩種情況，一種是誘致性制度變遷，一種是強制性制度變遷。對前者而言，不同的地方衍生出了不同的城鎮化模式，這些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對後者而言，不同的政府可能會設計出不同的基於“政績”衝動的城鎮化模式，但是這些模式未必和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現實生活中的案例支援我們上面的二分法，雖然兩者有時候是交織在一起的。

城鎮化要想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具有效率特徵，必須提升人們的激勵效應。所以城鎮化的出發點並不是解決就業問題（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解決就業問題只不過是它的“副産品”，這就像亞當·斯密所説的“看不見的手”———個體通過追求個人利益來實現社會利益一樣。我們的定位一定要準確，不能再用計劃經濟的老思維來指導城鎮化這一新事物，以免形成壞的“路徑依賴”。城鎮化的過程當然可以創造出相應的就業機會，但是這些就業機會是一種“能量”釋放的過程，這個“能量”就是我們經常説的經濟效率。

筆者的意思是，城鎮化雖然能夠提高就業人口的數量，但這是通過效率擴張的途徑實現的，換句話説，城鎮化是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結果，雖然它也反過來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然而，時下關於城市化的本末倒置的思維卻甚為流行。

馬克思曾經説過，現代的歷史是鄉村的城市化。這句話用在現階段的中國身上是再貼切不過的了。其實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城鄉二元結構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無疑，適度地推進城鎮化進程是逐步消除二元結構的一個重要措施。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但是這個轉移必須與一定的就業機會相“匹配”，並且這個“匹配”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強扭的瓜不甜”。

我們強調市場的作用，但我們並不否定政府的重要性。城鎮化的進程需要政府的作用特別是宏觀轉移支付的作用，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裏·貝克爾的分析，相對而言，農村和農民是資本短缺者和勞動凈輸出者。而按照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思路，只要政府作用恰當，城鎮化後的居民收入就可以從較低的均衡點收斂到較高的均衡點，從而跳出原來的“貧困陷阱”。這與所謂的“經濟援助”的“大推動”作用異曲同工。但是，我們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這種政府支援是以“微小的代價來換取巨大的收益”（正的外部性），因為加上政府的支援就可以超過“拐折點”，從而步入良性迴圈的軌道，也就是説，支援不能以“預算軟約束”為前提。

總而言之，城鎮化應該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與此同時，也應該發揮政府對有條件的（離“拐折點”很近的）地方的支援作用，而這基本上是“錦上添花”式的“雪中送炭”，從而因勢利導，循序漸進，遵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路，讓一部分地區先城鎮化起來。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國際金融報 2003-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