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計劃經濟的邏輯就是用“農業剩餘”補貼國有工業的發展，從而造成國有企業在資源稟賦方面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一言以蔽之，中國經濟因此陷入了“過度工業化”的陷阱。事實證明這樣的發展根本不具備可持續的能力，所以必須進行改革。

    而漸進式改革的結果是，國有企業的許多問題開始向金融領域集中，這實際上和人們經常説的“趕鴨子上架”有些共通之處。其中最顯著的問題就是國有企業由於變相的“預算軟約束”而導致的銀行壞賬問題和國企上市“圈錢”問題。

    從中國金融領域的現狀來看，由於證券業、保險業和銀行業關係還不是很大，流通渠道還不是很通暢，所以一個“子領域”出現的問題不會足以影響整個領域並引發危機。但是，這本身只是市場不完善派生的結果。隨著市場的逐步完善，金融風險就有可能有一個相通的流通渠道，這就不能不引起監管當局的注意和小心。

    “過度工業化”的弊病引發了企業對銀行的過度依賴，實際上，這是國家利用“金融剩餘”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學者對“金融剩餘”作了這樣的描述，在經濟轉軌的特殊背景下，非國有部門（包括居民以及民營企業等）在國有銀行的存款大於國有銀行向其提供的貸款的差額。

    從企業的融資的角度來看，國有商業銀行融資佔絕對主導地位。這也是由漸進式改革內生出來的，一則與“撥改貸”有關，二則與沒有有效的替代機制有關，而這都是由計劃經濟一手造成的。這樣以來，銀行就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而不是作為金融仲介把稀缺的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門去。

    很明顯，這樣問題就由“過度工業化”變成了“過度銀行化”，風險由企業領域轉向銀行領域以及相關的金融領域。而“過度銀行化”又內生出了自己的許多弊病，表現在銀行、證券和保險方面。筆者認為，看清楚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所有這一切都是漸進式改革內生出來的，而不是外生的。實際上，把握住這一邏輯才能為中國經濟轉軌創造新的契機。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問題的關鍵無非在於兩個地方（實際上這在學界早已達成共識），一個就是所謂的企業重建，另一個就是所謂的監管重建，前者主要為了對付所謂的“過度工業化”現象，而後者則主要為了對付所謂的“過度銀行化”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企業的重建和監管的重建是相互作用的，如果企業不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像過去一樣行事，再好的監管也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相反，如果金融監管的水準不能提高原地踏步走，企業也不會有一個真正有利於長遠發展的制度環境。當然，其中更深層次的相互作用主要體現在中國經濟順利轉軌上。

    隨著漸進式改革的逐步深入，提高金融監管水準就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因為這樣才能增強中國金融市場抵禦風險的能力。從金融監管的角度看，分業監管體制（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的作用並不僅僅局限于自身的責任，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説它們決定了中國經濟轉軌的順利與否。另一方面，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國資委也不僅僅局限于自身的責任，它也決定了中國經濟轉軌的進程。

    總而言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與國資委需要一道為監管重建和企業重建各盡其能而又協同作戰，努力為中國經濟轉軌打造一艘堅不可摧的“航空母艦”。在整個過程中，一定要符合製度變遷的客觀原理，既要防止“好心辦壞事”，也要防止“形成既得利益”。

    國際金融報 2003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