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安全這個維度是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的，一是因為當時沒有有力的分析工具，二是因為這個變數在很多時候並不是顯得那麼重要。現在看來，這個變數到了該引起經濟學注意的時候了。傳統的觀點往往把安全維度視為一個外生的變數，而更進一步的觀點則認為安全的減損會加大交易成本，但是這兩種看法都只是從靜態意義上看待問題，而沒有能夠從動態的角度把握問題的根本，因為它沒有告訴我們其中到底有什麼樣的互動作用過程。這實際上就是新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評更早些時候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犯了一個錯誤的關鍵原因之所在，因為後者認為資訊不完備只是加大了交易成本，一旦資訊的真實成本被計算在內，經濟學的標準結論依然成立，而實際情況是，即使是程度很輕的資訊不完備也會對均衡的本質産生深刻的影響。

    筆者認為，基於“非典”的安全減損正是通過造成資訊不完備來發生作用的。這種資訊不完備改變了整個經濟發展的博弈結構，從而會導致經濟增長出現新的均衡解。安全減損改變了人們的經濟活動的行為，使原先的既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解”（未必真正意義上的最優）變成了現在的既定約束條件下的“次優解”（相對於以前），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套用“價格扭曲”的説法，這實際上是一種“行為扭曲”，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的行為由“上選”變為“次選”，只能進行所謂的替代調整。

    短暫的局部的“行為扭曲”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博弈均衡的最終結果，經濟系統還能夠恢復到原來的內在水準。這其中的真正的道理就在於，微小的變動（特別是類似于噪聲的擾動）並不會使經濟發展的軌道到達乃至超過“拐折點”，從而不會改變整個經濟系統收斂的方向。但是一旦這種影響擴大化，達到並超過了“拐折點”，整個經濟系統就會向另一個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方向收斂，俗語“最後一根稻草壓死了一頭駱駝”説的就是這個道理。筆者認為，由安全減損導致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扭曲”正是基於這種機制發生作用的。

    只要“非典”的影響沒有達到並超過上面所謂的“拐折點”，中國的經濟增長就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頂多受點“皮肉之苦”而不會“傷筋動骨”，反之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國外的許多投資機構和中國的許多經濟學家之所以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保持樂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非典”的影響不會達到這個所謂的“拐折點”。“非典”的不確定性很大，任何預測都是“有限理性”的，但是保持信心對於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很重要的，其中的道理就是基於經濟學上所謂的“預期”的放大風險的作用。

    經過這些日子的“抗戰”，“非典”的防治越來越向有利的方向，這説明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非典”的“外部性”已經很大程度上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得到了“內部化”。與此同時，醫學上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大的進展，據稱果子狸是“非典”病毒的源頭。筆者認為，市場經濟的安全維度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從個人角度出發的，表現為制度約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內的道德約束）下個體的自我安全意識；另一個是從社會角度出發的，表現為技術約束下的公共安全意識。問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度約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個體追逐物欲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可以承受的限度，從而導致制度約束的“公用的悲劇”；再者，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技術約束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醫療事業存在的弊端和弱點就説明瞭這個問題，這實質上是一種“公共品供給不足”。制度約束和技術約束反向的相互作用會使得結果更加糟糕，因為這類似于經濟學上經常説的“加強效應”，安全維度就是這樣遭到了破壞，而這種破壞只能導致市場經濟的不可持續的發展。筆者認為，和自然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一樣，社會生態也是需要可持續發展的，而這個可持續發展就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安全維度得到重視的前提之下的，失去了這個前提，人類社會的風險就不可能得到降低，風險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爆發災難，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制度約束和技術約束必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否則，人類社會由於人類自身積聚的風險就難以化解，社會生産力就會遭到意想不到的破壞。

    “非典”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有一個安全維度，忽視這個維度就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經濟的發展並不只是經濟增長那麼簡單的事情，還需要與經濟增長相協調的安全維度的同步提高。任何國家經濟的發展都是“以人為本”的，人類自身的安全是人類進行經濟活動的前提。人類社會肇始於“霍布斯世界”的演變，正是從人類的生命和財産安全的角度出發的，這是制度變遷和文明進步的動力，因為這裡存在著一個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我們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也要明白這個經濟學上最基本的道理，使政府收入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可以不斷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體制之間存在著的衝突得以縮小乃至化解，從而避免諾斯意義上的“國家悖論”，這可以算做是對政府層面市場經濟安全維度的重視。與此同時，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我們還要注意博羿論上經常説“囚徒困境”問題，作為經濟主體的個體的衝破制度約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內的道德約束）以尋求自利的傾向和努力必須得到有效的遏制，政府可以採取相應的法律手段（基於經濟學上所謂的“同夥壓力”）以使契約變得自我實施，這可以算做是對個人層面市場經濟安全維度的重視。

    重視市場經濟的安全維度，不管對生活實踐，還是對理論研究，都到了該提到日程上的時候了，筆者認為，這才是對“非典”危機的一個最深層次的反思。（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