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後期的美國“排華浪潮”。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是針對華人移民這一特殊族群的，因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威脅論”，但其中體現的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和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則在其後的“中國威脅論”中仍能找到蹤影。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曾炒作過一陣“中國威脅論”，即所謂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不過，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出現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

    冷戰結束後，大規模“中國威脅論”出現過四次。

    第一次氾濫于1992—1993年間。他們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開了對“中國威脅”的具體論證，媒體則推波助瀾，以致洶湧成潮。

    第二波發端于1995—1996年間，誘因則是臺海危機及由此而起的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所謂“中國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香港的回歸意味著自由民主世界將受到專制制度的威脅”等等言論，在當時不絕於耳。

    第三次甚囂塵則是在1998—1999年間。至今，人們對所謂《考克斯報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獻金案”仍記憶猶新。

    最近掀起的“中國威脅論”則是冷戰後的第四波，同時也是最具“實質性”的一次。首次公開指出中國軍力不僅對台灣，還對中國周邊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不僅對中美經貿關係這一兩國關係的“潤滑劑”大加撻伐，而且還公開否定對華“接觸政策”的有效性。

    二、“中國威脅”論出臺的原因

    “中國威脅”論時常氾濫並非偶然，分析起來，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原因之一：為加快發展軍事力量尋找藉口。日本和印度的做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於日本是二戰時期的侵略國和戰敗國，國際社會包括日本在內對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都有明確的限制。強調外來威脅，樹立對手，可以順理成章而且可以毫無約束地發展日本的軍事力量。 而印度長期以來以建設“南亞大國”為目標，把中國設為假想敵，通過叫嚷著“中國威脅”，為其加強武器開發、購買和發動大規模軍事演習打掩護。

    原因之二：製造輿論，把亞洲所謂不穩定因素的矛頭引向中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為了維護其在亞洲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妄圖利用人們希望和平與發展的心理，無中生有地指責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目標“超出了防衛需要的範圍”，目的就是想要破壞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造成中國是地區威脅的假像，阻滯中國的發展與強大中國台北鼓吹“中國威脅論”，則是為其積極參加美國的戰區導彈防禦計劃尋找藉口，並企圖籍此在台獨問題上從美國得到更多的軍事支援。

    原因之三，將人們對國內現實的不滿情緒引向國外。199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日本經濟衰退從90年代初綿延至今。使東亞雁陣迷失方向，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了整個區域，2000年東亞剛剛從金融危機谷底走向爬升，美、日、歐經濟同時減速，東亞的經濟增長和結構改革又進入嚴冬。經濟徘徊不前，復蘇乏力，這種現象不僅影響了國內人民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也使東亞人民對政府回天無力感到失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同樣環境中發展的中國，經濟發展一枝獨秀，此時，部分東亞經濟體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無疑是部分東亞政府推卸改革責任的表現。

    “中國威脅論”惡化了中國的發展環境，遏制了中國的發展。“中國威脅論”混淆了視聽，在一定程度上損壞了中國與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係，並使中國的對外經貿直接受到了影響。90年代以來，中國成為全球受反傾銷危害最嚴重的國家。與全球多數反傾銷案由發達國家發起的情況形成對比的是，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12月到2002年5月，國家經貿委公佈的中國對外反傾銷案件中，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或與發達國家共同發起）的案件數為單純由發達國家發起案件數的9倍。

    三、“中國威脅”論謬誤分析

    通觀“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中國的威脅不外4點：經濟超級大國、壟斷全球製造業、壓低人工費用並人為貶抑人民幣獲取競爭優勢、擠壓東亞鄰國生存空間。然而，我們通過直觀的數據分析即可用事實證明，這些論斷都是站不住腳的。

    1、 中國離經濟超級大國其時尚遠

    2001年，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與加拿大相當，是美國、歐盟的十分之一。日本的GDP只及美、歐的40%左右，但仍是中國的四倍。可見，中國遠稱不上是經濟超級大國。

圖1

    按照IMF的預測，到2020年，美國、歐盟的GDP將分別達到20萬億美元左右，日本的GDP仍是美、歐的40%。中國的GDP將達到5萬億美元，但仍低於日本，稱中國為經濟超級大國為時尚早。

    中國只是全球製造業價值鏈上的最後一環

    西方認為，1997年以來，中國是唯一一個佔美、日、歐的市場份額逐年增長的國家，高科技出口增長很快，正逐步把新興工業化國家淘汰出局，日益主導全球製造業。

    事實是中國只是發達國家進口産品價值鏈上的最後一環。

圖2

    從圖2-3中可以看出，中國正日益成為全球加工目的地。1995年以來，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急劇增長，與此同時，中國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貿易逆差呈現了同樣的增長態勢。這表明，中國是在取代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日益成為全球加工業的最後環節。也就是説，從發達國家的進口數值上看，中國的産品佔了相當大的比重，但實際情況是，發達國家從中國進口的産品，主要不是在中國“增值”的，多數産品只是在中國完成組裝、加工。

圖3

    中國的出口結構距扮演“全球製造中心”仍有很大距離。觀察中國的凈出口結構發現，儘管近年來，中國的高技術産品出口是中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商品類別，但中國仍是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凈出口國。在中國對美、日、歐的出口中，勞動密集型産品佔出口總額的70.3%，電子産品（含加工組裝）佔18.8%，而中國從美、日、歐進口的産品中，資本密集型産品戰58.6%，資源密集型産品佔21.3%。

    實際上，中國也不是世界製造産品的輸出國。首先，中國的進口總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與中國出口總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相當（圖4）。其次，中國的進口占GDP的比重為20%左右，扣除加工貿易後，這一比例為10%。換一個説法，中國人每花1塊錢，只有1毛錢是買國外的産品，其他9毛錢的商品都是國內生産的，也就是説，中國的製造業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內需求的。

圖4

    2、 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中國依然可以保持勞動力成本優勢

    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刻意壓低工資水準和人民幣幣值以獲得競爭優勢。

    首先，中國勞動力工資水準相對較低是由於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決定的。其次，即便人民幣匯率完全放開也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我們計算一下中國的貿易彈性，人民幣匯率提高10-15%，中國的經常項目平衡將變為零，表明如果人民幣立即變成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將升值10-15%，也就是從當前的1美元兌8.3元人民幣，變為1美元兌7.3元人民幣。但即便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提高15%，仍明顯低於美、日、歐，也低於中國在亞洲的絕大多數競爭對手。

    3、 中國的崛起沒有擠壓了東亞鄰國的生存空間

    首先，中國的對外貿易並非超常增長。回顧日本、四小龍、四小虎經濟起飛階段的貿易增長，從1955到1985年30年間，日本對外貿易佔世界貿易的份額增長了4倍，從1965-1995年，四小龍、四小虎對外貿易佔世界貿易的份額增長4倍也用了30年，而中國實現同樣幅度的增長用了30年（1970到2000年）。

    其次，亞洲經濟體的貿易問題不是由中國造成的。

圖5

    觀察東亞幾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增長率，不難發現，1990年代以來，中國與日本、四小龍、四小虎的貿易增長率一直是十分接近的，只有兩個時間點除外，一個是1998年，一個是2001年。1998年，東亞主要經濟體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而2001年，這些經濟體又受到美國經濟減速，全球電子産品需求銳減的影響。中國的貿易增長率在1998年和2001年明顯高於東亞其他主要經濟體，主要是因為中國受這兩個事件的影響比較小而已。

    第三，中國並沒有搶走其他東亞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FDI）。

圖6

    觀察1990年代以來，中國與四小龍、四小虎吸收的FDI金額，中國的FDI增長十分迅速，但四小龍、四小虎的FDI並沒有減少，而是一直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準上。真正衝擊四小龍、四小虎經濟的是投資組合的流動。1997年以來，短期資金大量抽離造成了四小龍、四小虎的經濟之血枯竭。

圖7

    四、中國崛起給周邊國家帶來機遇

    在當今世界，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龍頭，其發展形勢的好與壞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了世界經濟的運作態勢。200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經濟明顯走弱，從而導致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的低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在一些特定因素（如對外開放、經濟和政治改革、積極財政政策、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和加入WTO等）的影響下，繼續保持了較快發展，對世界而言這是件好事。它雖然不能抵消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但已經在一定程度緩解世界經濟尤其是周邊地區經濟在調整中所産生的陣痛。

    1.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經濟的互補性

    從産業結構看，發達國家基本上是以高新産業主體，而中國則仍然以傳統勞動密集型産業為支柱。所以，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産品只有很小的比例具有競爭性，絕大部分都具有強烈的互補性。以日本為例，在2000年的美國工業製品市場,中國能對日本商品構成競爭關係的商品種類只佔日本對美出口總額的20%左右。然而，就是在這20%産品之中，日本和中國還存在著高檔品和低檔品的分工，另外在中國對日本具有競爭力的出口産品中還有許多是由日本獨資或合資企業所生産。扣除這些因素影響,中日間真正競爭的程度應該説已經非常小了。

    與此同時，這些年來受世界經濟滑坡和物價回落的影響，發達國家的許多企業經營陷入困境。而中國的低廉勞動力成本和具有巨大開發潛力的市場則為它們走出困境提供了一條途徑，大量企業通過向中國遷移獲得了新生。美國《財富》雜誌也報道，它向3000名在中國的外國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發出調查，結果有近70％的外國公司表示，將增加對中國的投資。從實際情況看，200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將超過500億，在全球排名第一。發達國家失去了競爭優勢産業的大量轉移至中國，不僅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也有利於使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才能為一些新興産業的發展騰出足夠的空間。日本研究人員曾經指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日在投資、生産、市場以及服務貿易方面開展廣泛的合作，不僅有助於日本企業渡過難關，而且有助於日本順利完成産業結構調整，日本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入世的最大受益者。

    2、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周邊經濟的興起具有巨大帶動作用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環境明顯惡化的情勢下，中國自周邊經濟體的進口仍保持較快增長。

    表1 亞洲四小龍在中國進口市場比較 單位：%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已經非常明顯。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2002年亞洲國家出口出現了顯著復蘇，並非受益於美國經濟復蘇，而是因為中國市場需求的升高。許多東盟國家與地區對中國的出口激增，但是它們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卻仍然停滯不前，有些甚至萎縮。比如，2002年4月，新加坡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同比只增長了不到2％，但對中國的出口額卻增長了69％。數據顯示，長期以來，中國就是東盟外貿順差的主要來源國，現在中國甚至已經成為部分亞洲鄰國經濟增長的引擎。當然，中國經濟發展對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效應不僅體現在外貿方面。近幾年，在其他國家尤其日本的遊客就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中國境外旅遊者卻越來越多，對周邊地區旅遊市場的繁榮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近幾年，中國去馬來西亞的遊客每年就增長了近50萬人次。另外，價廉物美的中國的産品進入周邊地區，打破了當地一些發達國家企業壟斷一些行業的局面，讓老百姓得到了很多的實惠。

    中國與東盟雙方已經啟動在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談判。根據測算，未來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使雙方的出口增長50％，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會向本區域進口六七成所需原料，而且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將提高1個百分點。（作者單位：國家資訊中心發展研究部）

    中國網 2002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