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國GDP增長7.3%,今年上半年增長7.8%。儘管從世界範圍來講這樣的增長速度並不算低,但從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市場潛力、資源條件以及中國所面臨的巨大的發展任務等方面來看,這樣的增長率卻並不算高。
經濟增長的速度還不夠快,直接的原因是市場需求不足,生産能力特別是一般加工工業生産能力大量過剩,市場缺乏新的消費熱點,企業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但是,為什麼中國在發展水準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就出現市場需求的嚴重不足和生産能力的大量過剩呢?
一、制約內需增長的兩個主要因素: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和民間投資需求增長放緩
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部分構成。首先,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對我國出口的嚴重影響,無疑是導致總需求增長放緩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從消費需求來看,2002年1-5月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同期增長8.6%,其中城市增長9.6%,農村增長7.0%,農村落後於城市2.6個百分點。從最近5年的情況看,消費需求增長放緩的問題主要也是在農村。
從投資需求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政府連續多年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通過政府直接投資擴大投資規模,截至2001年,累計發行國債5100億元,加上銀行配套資金,累計投資超過25000億元。雖然通過政府直接投資的彌補和拉動,投資增幅總體上保持了較高的增長,但啟動民間投資的效果仍然不夠理想。2002年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4672億元,同比增長19.6%,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7.2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不包括房地産中的集體、個體投資)3049億元,增長25.1%;集體經濟投資717億元,增長12.6%;個體經濟投資907億元,增長9.1%。雖然2002年二季度以來投資總規模和個體投資增長速度都有明顯加快,但這種加快是短期政策的結果,還是趨勢性變化的信號,目前尚有待觀察。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析,導致上半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長大幅度加快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家計委明令要求今年大部分國債項目要在年底前完工。為了不影響今後申報項目的審批,各地都想盡辦法加快國債項目的進度,一旦這一因素消失,投資增長速度將會放慢。從投資資金來源看,與國債項目相關的預算內資金大幅度上升,而銀行貸款資金增幅相對平緩,且更多集中在與國債項目相配套的資金方面。
二、內需不足的根源在於結構矛盾
1、農業結構矛盾與農村消費需求
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明顯落後於城市居民。
農民收入下降的基本原因有兩點:一是農産品供求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增幅放慢;二是農民來自於非農産業的收入,特別是來自於鄉鎮企業的收入增長放緩。改革開放初期,一般消費品特別是食品及輕紡産品等處於短缺狀態,商品只要生産出來,就不愁賣不出去。在這種市場環境下,鄉鎮企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隨著一般加工業生産能力的大量過剩,市場競爭開始加劇,對企業技術、資金、管理、品質等要求越來越高,少數鄉鎮企業經受住了市場競爭的考驗,上去了,但相當部分卻在競爭中被淘汰了。與此同時,由於市場上的空白點越來越少,新的鄉鎮企業的建立也變得越來越不容易。由於鄉鎮企業增長率下降,農民在鄉鎮企業的就業機會及來自於鄉鎮企業的工資性收入的增幅也相對下降。
在大宗農産品大量過剩且價格已經超過國際水準的情況下,出路只能是調整農業的種植結構,也就是發展為市場所需要的高效農業。應當説,通過農業結構調整發展高效農業的潛力是巨大的,比如説發展綠色蔬菜瓜果等,市場前景就十分廣闊。現在蔬菜食品中的農藥殘留、肉蛋中的激素殘留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影響居民健康的大問題。消費者為了吃到健康的食品,是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的。
然而,農業結構調整已經提了多年,但效果卻不是很明顯,其原因主要在於缺乏發展新型農業的市場組織和市場機制。與大宗農産品主要靠國家收購不同,高效農業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市場機制。只有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長點。但我國的基本情況是分散的農戶,小農戶與大市場如何連接?農民的種植資訊、技術、資金從哪兒來?産品的市場在那裏?雖然近年來在實踐中也創造出諸如“公司+農戶”等産業化發展模式,但總體上看能夠適應新型農業發展的市場組織和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
即使如此,在我國現有的農業人口和土地資源情況下,僅僅依靠農業是無論如何無法完成提高農民收入和農村現代化任務的。長期的和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把農民變成非農民。只有把農業潛在富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才能減輕土地的壓力,才能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産率;同時,轉移出來的農民,才能取得更高的收入;而農業人口向非農産業轉移進程的快慢,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取決於非農産業的發展能否為農民創造出足夠的就業機會。近年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速度降低,從根本上説,是新創造的非農就業機會不足。
由此可見,雖然農村消費需求增長緩慢表面看來是個需求問題,其根源卻是個體制問題和結構問題。農民收入上不去,問題出在農村,而根源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卻在非農産業。只有非農産業發展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
2、體制缺陷與民間投資需求不足
目前一種十分流行的説法是,投資上不去,是因為企業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由於一般加工領域存在比較嚴重的生産能力過剩,就像農民生産什麼什麼就過剩一樣,企業投資生産什麼什麼就多。事實果真是這樣嗎?顯然不是。一方面,很多需求並沒有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即使在基本滿足的地方,産品的品質、檔次也不高,花樣也不夠多。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北方的暖氣問題。發達國家如德國,暖氣普遍裝有開關和調節熱量大小的按鈕,人不在時可以關閉,人在時熱量也可以調節,不僅可以節約能源,對於居住來講也舒適得多。但這樣一種對我國這種能源短缺的國家來説顯然是十分需要的措施,這麼多年就是實行不起來。據説涉及到複雜的建設管理體制問題。顯然,填補這樣的需求空白,不僅需要企業有較強的技術創新能力,而且需要政府有關政策的緊密配合。
問題在於,在地方政府的投資主體功能及由此引起的投資饑渴症逐漸減弱的情況下,新的由企業和居民個人作為市場投資主體的良性投融資機制還存在諸多缺陷,難以有效地發揮作用。首先是國有企業作為投資主體的功能難以有效發揮。由於國有企業改革長期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除少數處於壟斷地位或以某種方式得到政府支援和補貼的企業外,多數企業富餘人員、歷史債務及其他包袱沉重,在加工工業生産能力過剩、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其融資能力、盈利能力和還款能力都相對較弱,往往處於生存維艱的境地,更談不上投資擴張和更新改造。加之國有企業固有的産權不清、政企不分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其在項目選擇和投資決策上都缺乏應有的靈活應變能力。其次,民營企業雖然機制靈活,但在其投資興業的環境方面卻存在諸多制約因素,主要的問題包括對民營企業的産權保護不足、行業準入限制過死以及民營企業在融資貸款方面面臨種種困難。這些都已經成為共識。第三,銀行改革滯後,不能向企業提供有效的融資服務。由於國有銀行改革滯後,還沒有真正成為經營貨幣業務的金融企業,在實行貸款風險控制之後,貸款人員怕承擔貸款損失的責任而儘量減少對企業的貸款。當然,企業貸款難,而銀行資金大量沉澱的原因,並不完全在銀行,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國經濟中信用的缺失。為此,人們設法在正常的交易關係之外作出種種法律的或經濟的安排,從而使得交易成本節節攀升。
三、解決結構矛盾,改善投資環境,應著重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
以上的分析説明,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內需不足問題,雖然表面看來是個需求問題,其深層原因卻在於供給的結構矛盾和經濟體制缺陷。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擴大需求的政策雖然可以在短期內防止經濟的下滑,但卻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好像一個人得了心臟病,在一時難以徹底治愈的情況下為了救人打一針強心針是必要的,但卻不能老打。如果不能採取措施從根本上治愈疾病,使心臟功能正常發揮,而是不斷打強心針,那麼一方面,不僅效果會一天天減弱,而且可能會給機體帶來許多難以治愈的消極的影響。
因此,為了實現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增長,必須在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維持短期經濟穩定的同時,加大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力度,營造公平有效的市場競爭環境,增強企業投資創業的活力和積極性。
1、實行增值稅轉型,增強企業投資能力和積極性。我國現行的增值稅體制屬於生産型增值稅,在這種體制下,企業進行設備投資既不能作為進項一次性抵扣增值稅稅基,也不能按照折舊額分年度逐步抵扣,而是全額進入增值稅稅基繳納增值稅。這種徵稅制度可以説是一種典型的抑制投資性制度。正因為如此,現在世界上包括各發達國家在內,已經很少還有實行生産型增值稅體制的。我國繼續實行生産型增值稅體制,不僅制約了我國企業自身的投資能力和投資積極性,而且使我國企業在設備投資、技術更新等方面,在與國際企業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另外,1994年進行新稅制設計時,考慮到我國的實際徵稅率較低,增值稅稅率確定為17%。如果換算成消費型增值稅,相當於23%,西方發達國家則大多在20%以下。在實際徵稅率比較低的情況下,我國的增值稅與其他國家大體相當。但隨著徵稅力度逐步加強,企業實際稅負逐步接近名義稅率,稅率偏高的情況也就逐步顯示出來。
2、切實解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中的問題。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對於保持經濟長期增長的活力,增加就業,緩解社會矛盾具有重要作用。針對當前民營經濟與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似應從兩個方面採取措施促進發展。
一是以加入WTO為契機,儘早放鬆對民營經濟在行業準入方面的種種限制。根據國家計委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與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相比,目前國內民營企業在投資的市場準入方面還存在較大的差異,有將近30個産業領域對民營企業的進入有不同程度的限制。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些限制大多數並不是通過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而是隱含在各種繁雜的門檻和審批程式之中,因而往往是不確定、不透明的。比如,雖然《銀行法》並沒有規定不允許私人辦銀行,但《銀行法》卻規定設立銀行要經過人民銀行批准,而人民銀行審批時要考慮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需要。這就留下了很大的政策上的不確定和不透明。因此,放鬆對民營企業行業準入的限制,要從改革政府審批制為突破口,要以加入WTO和與國際慣例接軌為契機,逐步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審批,而代之以登記備案制。
二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除了目前已經採取的一些措施,如要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信貸部,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等以外,從根本上講要從兩個方面採取措施:一是發展民營中小型地方銀行。經驗證明,國有大銀行解決不了小企業的融資問題,而民營的地方性中小銀行能夠有效克服對私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貸款中的資訊不對稱和風險控制問題。發展民營中小型地方銀行,是同時解決民營經濟在金融業的行業準入問題、民營企業融資問題以及應對加入WTO對我國銀行業衝擊,提高我國銀行業整體效率的一箭多雕的事情。二是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不僅需要間接融資,也需要直接融資,但它們並不一定適合到深圳或上海這樣大的和正規的股票交易所去發行上市。正如經濟的發展需要不同層次的企業一樣,不同層次的企業的發展也需要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為此,必須儘快制定和完善有關私募和場外交易的法律法規和監管體制。
3、努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改組
國有企業3年脫困目標的實現,只是一個階段性成果,沒有解決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由於國有企業佔用著我國社會經濟資源的大部分,其效益的低下直接影響著我國經濟的整體運作品質和效益,也是形成當前結構矛盾制約發展的重要根源。當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改組,要著重從兩個方面努力:
一是切實貫徹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對國有經濟的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經濟的産業佈局進行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不是權宜之策,而是根據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我國經濟整體競爭力,促進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的一項戰略決策。但是,從近些年來的實踐看,這項政策貫徹得並不是十分有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國有經濟産業佈局調整的目的和意義認識不清。比如,有些地方在對國有經濟進行調整中很少考慮國有經濟産業佈局的合理性,也就是國有企業應當幹什麼不應當幹什麼,而是更多地考慮企業效益問題,把佈局調整簡單理解為國家甩包袱,只要企業效益好,就繼續保留,而效益不好,或嚴重虧損且扭虧無望,才考慮國有資本退出。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得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失去了主動性,而且大大增加了調整過程的成本和難度。二是短期措施常常與長期目標發生矛盾。比如一些部門在採取措施促進企業脫困過程中,對一些明顯屬於一般加工行業(比如水泥),從長遠看國有資本肯定應當退出的企業實行債轉股,結果是國有資本在這些行業不退反進,與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大方向背道而馳。
二是儘快建立有效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不論對國有經濟如何調整,最後總會留下一些國有企業,因而還是需要研究如何在這些國有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些年來,我們通過多種形式(包括上市)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造,建立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包括引入獨立董事制度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許多經過改制的企業,雖然樣子已經很像現代公司,但其實際的運作形式並沒有發生根本轉變。究其原因,一方面,許多國有企業的産權結構還是一股獨大;另一方面,沒有建立起國有産權有效實施的形式,即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現代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建立在所有權制約和對所有者利益保護的基礎之上的,離開了有效的所有權制約,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無從談起;而所有權的有效性,首先在於其統一性,也就是説作為所有者權能的責權利要統一在一個主體的身上,否則所有權就很難有效實施;而現行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恰恰就在這一點上出了問題;統一的所有權的不同職能由不同的政府部門實施,決策的不負責,負責的不受益,受益的沒有權。這種情況不改變,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就不可能真正建立。
總之,基於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現實經濟增長狀況的分析和判斷,我國至少在未來10到15年的時間內,繼續具有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力;而充分發揮這種潛力,不僅需要通過需求政策,防止短期內經濟因各種外部和內部因素的衝擊而發生大幅度波動,更需要通過加快改革和結構調整,緩解結構矛盾對增長的制約;同時創造有利於民間投資創業的市場環境,不斷增強企業自身投資的能力和積極性,從而為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打下堅實的微觀基礎。
(張軍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國經濟快訊週刊》 2002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