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收入階層問題不同認識的爭論焦點,是對高收入額要不要限制。收入差距的一個主要衡量指標是同比例的最高收入人口收入額與同比例最低收入人口收入額佔居民總收入額的比重。我國的最低收入居民群體是幾千萬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貧困人口,由於自然條件限制及歷史原因,這個群體的收入增長往往十分緩慢。如果單純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而得出不允許收入差距擴大的結論,那麼在改革之初就難以放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認為,從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出發,對合法合理的高收入要給予有力、規範的調節,而不是簡單的限制,合法合理的稅後高收入沒有上限。主要理由是:
(一)合法合理的高收入是以不同要素對社會做出較大貢獻的結果。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必然是指稅後收入。要想取得鉅額稅後收入,必須憑藉一定的要素優勢取得巨量的收入,並按一定比例向國家交納鉅額稅款。如懂業務、會管理、有開拓進取精神和能力的企業家,他們的個人收入越多,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
(二)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很多是以新科學新技術的應用為背景的。以常規方式、成熟的方法進行經濟活動,很難獲得超額利潤。在新技術革命時代,超額利潤往往是搶先利用新的科學技術的結果。通過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轉化為現實生産力來獲取高收入,個人得好處是必要的,但還是第二位的,它的最主要結果是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提高了社會總福利。
(三)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往往是高風險投資的結果。在現代經濟活動中,高回報往往與高風險緊密相連。如果高風險投資血本無歸的時候沒人理睬,而在取得高回報時周圍的人眼睛全紅了,甚至把拳頭都攥緊了,那麼誰還願意在事業上冒這種風險?一個國家如果不鼓勵、不保護由風險投資帶來的高回報,那麼受損失的不光是個人,整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將喪失活力,並將錯過和扼殺很多的發展機會。
(四)合法合理的高收入多半是對社會傑出人物、專長人物的肯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專長人物憑本事掙大錢是正常的。且不説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 蓋茨成為全球首富,當今美國走紅女電視主持人KATIE COURIC也年薪1400萬美元,幾十倍于在任美國總統的薪俸。美國人認為這很正常,電視公司的老闆不會拿大把的錢白養活她。如果KATIE COURIC出現在我們周圍,很多人會不理解,説得誇張一點,別人不把她害死,她也會把一些人氣死。中國社會封建專制主義加小農平均主義的思想殘余特別不利於傑出人物和專長人物的成長,壓抑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和潛力。讓傑出人物和專長人物獲得高收入,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對其貢獻的重要肯定方式。
(五)以國際標準衡量,我國的高收入水準還處於起步階段。與改革前的工資標準及落後地區的農民收入水準相比,現在我國一些高收入者的年收入已被看作天文數字。但以國際標準衡量,特別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高收入水準還處於起步階段。美國等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當前情況是研究我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參考。隨著我國經濟的起飛,在工業化、城鎮化、資訊化過程中逐漸消彌“二元結構”格局,以及經濟全球化中從以製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我國每人平均經濟指標包括收入指標將逐漸升高,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到21世紀中葉,按綜合國力比較,很可能是美國第一,中國第二。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富、共富”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變將表現為一條倒“U”曲線(即“先擴大,後縮小”),但收入差距的縮小恐怕要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今後幾十年中,在高收入水準方面與美國高收入水準縮小差距是兩國綜合國力接近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允許富者合法收入水準的進一步提高以追求效率,是中國綜合國力向美國綜合國力逼近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選擇。
我們認為,獲取高收入是絕大多數人的願望,但事實上只能有少數人實現這種願望。政府的職責是取消特權,打破壟斷,讓社會成員之間實現公開、公平競爭。就像體育比賽最終得獎牌的只是極少數人,但只要參與的權利和公平競賽環境得到保證,公眾是可以接受競賽結果的。接受良好教育是獲取高收入的基礎。政府要特別注重義務教育投入,將其作為教育投入的第一優先考慮項目,使貧困家庭的子女也能得到合乎標準的義務教育,為社會成員之間的公平競爭打下堅實的基礎。
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收入分配主要是由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決定的。對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政府只能調節,不能禁止。政府能做的,也是政府必須做的,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提高社會對高收入階層的理解度與容忍度,使社會安定與發展高度統一。研究表明,社會安定的關鍵,是使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並提供社會成員間“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簡單地把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水準一味壓低。(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研究所)
《經濟參考報》 200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