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各種國家級公文裏就多有“不再走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後治理的彎路”這樣的表述。20年後看一看,不敢説日新月異的中國的月亮比外國的圓,卻敢説中國的這條彎路比外國的彎——我國的環境狀況有目共睹,德國的汽車、日本的老婆、中國的污染城市,都是國際名牌。
事實上,先污染後治理,已被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年實踐證明為所有國家顛撲不破的發展公理。不僅如此,這個公理還可以推出一個定律:付出環境代價後不一定能達到發展的目的,但先污染後治理的彎路仍然要走,就像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的400米正規比賽都要跑彎道一樣。
雖説公理毋須證明,但公理畢竟不是赤裸裸一目了然的真理,還是需要解釋一二。何況許許多多的人算的本來是這樣一本賬:先污染後治理得不償失。例如滇池周邊的企業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産值,而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達到Ⅲ類水標準)至少就得花幾百億元;淮河流域小造紙廠的産值20年累計不過500億元,而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便只是幹流全部達到最起碼的灌溉用水標準(Ⅴ類)也需要3000億元的投入,而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狀態(Ⅲ類),則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走這條彎路的損失多麼大!有的人甚至還感慨如果以污染為代價發展經濟無異於賣血換饅頭。這種聽起來“句句是真理”的觀點卻讓我很困惑: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可是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利令智“升”。
走彎路的虧損有多大,走捷徑的收益就有多大,為什麼不僅我國、全世界的聰明人都放著捷徑不走呢?是因為這條公理的兩條“本能”的存在理由封鎖了所謂捷徑。
一是人的需要是分層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飽暖)、生活需要、發展需要,從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後、逐步解決。基本生存需要是必須首先解決的,哪怕好像不擇手段、不論代價。可以告訴未來的歷史是:儘管餓急了自食其肉的事鮮聞,但“析骸以爨、易子而食”屢屢被寫入正史,甚至直到已進入現代文明的1960年,在重災區河南也不是新鮮事。餓急時的一個饅頭絕對比未來的一箱人頭馬值錢,因為此時活下去的基本需要壓倒一切,為了換取吃飽所需的那點微不足道的糧食,人願意付出的代價可能無限大,因為彼時彼境那點糧食的價值的的確確就是無限大。這種情況下賣血換饅頭你能説是愚蠢嗎,那是一種必然,甚至可以説是一種生存智慧,因為這樣的人懂得吃飽了不餓是真理中的“憲法”。事實上,經濟學也早給這種現象作出了科學的解釋:收益的時間價值是不同的,未來的收益現在來衡量必須“貶值”,因此在“初級階段”動用一切資源、不惜一切代價解決一點基本需要是難免的。我們現在可以抨擊20世紀80年代的某些國家領導人如何用“大礦大開、小礦放開、有水快流”的開礦政策破壞了資源,污染了環境,還在地方領導中遺留下來一種發展習慣,以致現在還有這麼多事故此起彼伏的小煤窯,但也應該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又有哪一類環保抵得過溫飽。事後諸葛亮往往不明白飽漢不知餓漢饑的基本道理。
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原因——解決需要時的條件是不同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既有農民的土地可圈,更有殖民地可圈,即便如此,本國的環境還是被弄得有水皆污;美國崛起時,更是不僅擁有全世界最得天獨厚的資源、最難得的兩次大發戰爭財的機會以及最多的蜂擁而至的各國精英,即便如此,也被黑風暴刮過10年,也將浩瀚的五大湖弄得至今仍然“魚”生凋敝。我國在發展中有什麼呢?內外交困,人多地少,每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0年,更談不上有靠山可吃,有殖民地可挖,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結果就是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兒,污染小、産值高的現代産業暫時是沒我們什麼份兒的。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後果也早有歷史為鑒:要想大躍進,結果就是三年災害;要想大煉鋼鐵,結果只能砸鍋賣鐵。前幾年我們也曾舉國上下口口聲聲要産業結構高級化、要搞知識經濟,發達地區如珠海等嘗試過後得出的教訓最終還是使全國人民務實了——我們剛剛進入重化工業時代,仍然要以發展經濟總量大、污染總量也大的重工業和化工業為主。就連深圳這樣的現代化標兵在總結20年的發展經驗時,也慨嘆“及時注意了製造加工業對於擴大經濟總量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在2004年最新提出的發展戰略也是“現階段産業結構應適度偏重”。因此即便到了已經開始設計“全面小康”的今天,想從根本上規避先污染後治理反而可能是死路一條。現在的條件,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有橋,誰願意一身泥一身水地慢慢折騰?
捷徑沒有了,發展重化工業,似乎我們只能老老實實走別人走過的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了。且慢,現在連這樣的老路也走不通了——我國的國內資源已經難以支撐傳統工業文明方式的增長,我國的環境更難以支撐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産方式的持續擴張。就是説我們現在想吃饅頭也賣不起血了。我國的發展,要想不飲鴆止渴,必須走一條先污染後治理的新路。目前來看,這條新路叫做迴圈經濟。
走這條新路當然也是要有條件的。天佑中華,我國已是一個初步小康的國家,初步工業化的國家,已經有底氣衡量經濟增長的代價,已經具備了構建完整工業體系的技術水準。這個時候,雖然還不能大張旗鼓地搞“治理污染至上”,但可以想方設法將污染排放物作為原料進行加工,生産出下游産品,讓物資迴圈利用,物盡其用,這種“生産就是治理”、“點屎成金”既削減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朝“以最小的資源環境成本實現經濟增長,以最小的經濟成本進行污染治理”的目標邁出了一大步。儘管這種迴圈利用受技術經濟水準和社會管理水準的限制,不能覆蓋所有的生産和消費領域,但可以大大推動污染治理的積極性和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實現主動地不要監管地“邊污染邊治理”,從而縮短先污染的過程,降低先污染的危害。如果這條路走得通,雖説先污染後治理仍然是公理,但這個污染已經被打了折扣,再想以污染攔住中國經濟前進的快車就難了。
當然,迴圈經濟不可能天生,必須靠各方面政策強有力的推動。中央直到2003年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美元後才提科學發展觀,才倡導用綠色GDP來衡量發展,就是為了“接生”迴圈經濟這樣既不違背公理又創造性地發展了公理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粗看仍然是費時費力的彎路,但許多小地方的確截彎取直了。如果中國的這條路真的走出來了,很可能相形之下外國的彎路就真的彎了。而且,這一次的“躍進”準備是充分的,因為大家都小康了,飽暖思機遇,才會真正頭腦清醒地衡量發展代價,飽暖思人欲,才會為子孫後代想一想,飽暖思待遇,才會兼顧各方面的需要。
話又説回來,儘管迴圈經濟生逢其時且頗有水到渠成之勢,但中國的事常常是“有理不一定走遍天下,無理未見得寸步難行”。我們不妨拭目以待,看看未來中國的迴圈經濟之路是在螺旋式上升呢,還是在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上裝模作樣繞彎子。(蘇楊 )
《中國綠色時報》2004年07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