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政府“禁白令”高懸,新疆環保食具生産企業卻連連敗出市場,在發泡塑膠食具屢禁不止的進攻下,時至今日,原來雄心勃勃的4家環保企業已有3家相繼歇業,僅剩一家苦苦掙扎。
大門上褪色的牌匾,緊閉的辦公樓,露天堆放的設備,瓦礫遍地的車間,面對如此景象,記者無法相信這是成立才5年的貝克樂公司。在全國紙食具行業,它的生産規模曾排名全國第三、西北第一。按照公司生産能力,它每年可以生産1億隻紙餐盒。可是投産後,每年只能生産600萬隻,經營額140多萬,不到預期的十分之一。在産品積嚴重、資金嚴懲短缺的情形下,貝克樂公司被迫轉産。
雖然紙食具生産企業不斷破産,但市場對一次性食具的需求卻有增無減,其中,僅烏魯木齊市每天就要消耗15萬隻。記者在烏魯木齊一些業主和顧客較多的商貿城看到,送餐者及就餐者大多使用一次性食具,但用的是已被政府明令禁止使用的發泡塑膠食具。有調查表明,烏魯木齊市場上使用的一次性食具95%以上是發泡塑膠。經營了5年紙食具再也做不下去的張永樂稱,“就是發泡塑膠食具把我們擠得無路可走。”
記者了解到,在國家環保總局要求逐步禁止塑膠發泡食具的使用後,繼北京、上海等城市之後,烏魯木齊市于1997年也下發“禁白”通告。正是看到“替代品”的市場前景,貝克樂等公司才借政府“禁白”東風,投資創業,搶抓商機。然而時至今日,禁白令猶在,當初雄心勃勃的經營者卻淹沒在“白色污染”中。
在注重健康消費的今天,貼有“綠色”標簽的紙食具卻無人喝彩,一家破産企業老總一語道破其中奧妙:品質競爭成了純粹意義上的價格競爭,源源不絕的“禁品”低價搶市,環保企業無力回天。
他説,一條生産一次性發泡食具的小型生産線大約200萬元,而一條小型環保食具生産線約80萬元,看起來似乎後者投入比前者低,但從原料來看,環保食具就無優勢可言。一隻發泡食具僅需材料5克,而環保食具則需15克,且原料價位相差甚遠。
正是原料上的差距,致使發泡食具擠佔了環保食具的生存空間。新疆區環保局一位官員稱:在新疆市場上,一隻發泡餐盒的市場價格為0.1元左右,而每只環保紙餐盒卻為0.26-0.30元,差額巨大,有利可圖使得投機經營者不斷增多。
張永樂説:“發泡食具的低價傾銷給了我們致命打擊。紙製品企業全是新建企業,規模相對較小,而原料價格一時又降不下來,防油劑等幾乎全是進口産品,生産成本不可能像發泡食具下降一半,所以只能一天天被擠垮。”
在烏魯木齊市率先“禁白”後,1999年1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出紅頭文件,規定到2000年12月31日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發泡塑膠食具。然而,限定的時間已過去一年多,本該銷聲匿跡的發泡塑膠食具仍大行其道,使限令的制定者不免有些尷尬。
此情此景令自治區環保局黨組書記艾努瓦爾不勝感慨,他指出,有了禁令卻沒有對違規者懲處的法律依據,是政府雖令不行的原因之一。“國家對治理白色污染缺乏有強制性、有法律效力的條文。國家經貿委對生産企業和餐飲企業都有禁白要求,但國家對流通領域沒有做出禁止銷售的規定,對繼續使用的企業也沒有相應的處罰辦法。”
此外,政府職能部門忙於落實一些國家級環保項目,無暇顧及類似“小”的環保內容。艾努瓦爾坦言,環保部門相大部分精力都投在了烏魯木齊大氣治理、塔裏木河流域生態環境治理等重點項目上去了,用在治理城市固體污染力量相對弱些。
反思5年來經營環保食具的遭遇,張永樂對政府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禁白之所以屢禁不止,主要是政府還在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解決市場經濟問題,靠反覆下文;而發泡食具企業用的卻是市場經濟下的價格手段,結果造成政府有令難行,雖禁不止。”
張永樂建議用稅收杠桿進行調節,而不是簡單地發一紙文件。“應該化限令于無形中,對禁止行業徵收高稅收,而對於扶持的行業,把徵收的高稅收用於專項補貼,如環保産品補償。” (記者丁建剛)
新華網 2002年9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