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上褪色的牌匾，緊閉的辦公樓，露天堆放的設備，瓦礫遍地的車間，面對如此景象，記者無法相信這是成立才５年的貝克樂公司。在全國紙食具行業，它的生産規模曾排名全國第三、西北第一。按照公司生産能力，它每年可以生産１億隻紙餐盒。可是投産後，每年只能生産６００萬隻，經營額１４０多萬，不到預期的十分之一。在産品積嚴重、資金嚴懲短缺的情形下，貝克樂公司被迫轉産。

    雖然紙食具生産企業不斷破産，但市場對一次性食具的需求卻有增無減，其中，僅烏魯木齊市每天就要消耗１５萬隻。記者在烏魯木齊一些業主和顧客較多的商貿城看到，送餐者及就餐者大多使用一次性食具，但用的是已被政府明令禁止使用的發泡塑膠食具。有調查表明，烏魯木齊市場上使用的一次性食具９５％以上是發泡塑膠。經營了５年紙食具再也做不下去的張永樂稱，“就是發泡塑膠食具把我們擠得無路可走。”

    記者了解到，在國家環保總局要求逐步禁止塑膠發泡食具的使用後，繼北京、上海等城市之後，烏魯木齊市于１９９７年也下發“禁白”通告。正是看到“替代品”的市場前景，貝克樂等公司才借政府“禁白”東風，投資創業，搶抓商機。然而時至今日，禁白令猶在，當初雄心勃勃的經營者卻淹沒在“白色污染”中。

    在注重健康消費的今天，貼有“綠色”標簽的紙食具卻無人喝彩，一家破産企業老總一語道破其中奧妙：品質競爭成了純粹意義上的價格競爭，源源不絕的“禁品”低價搶市，環保企業無力回天。

    他説，一條生産一次性發泡食具的小型生産線大約２００萬元，而一條小型環保食具生産線約８０萬元，看起來似乎後者投入比前者低，但從原料來看，環保食具就無優勢可言。一隻發泡食具僅需材料５克，而環保食具則需１５克，且原料價位相差甚遠。

    正是原料上的差距，致使發泡食具擠佔了環保食具的生存空間。新疆區環保局一位官員稱：在新疆市場上，一隻發泡餐盒的市場價格為０．１元左右，而每只環保紙餐盒卻為０.２６－０.３０元，差額巨大，有利可圖使得投機經營者不斷增多。

    張永樂説：“發泡食具的低價傾銷給了我們致命打擊。紙製品企業全是新建企業，規模相對較小，而原料價格一時又降不下來，防油劑等幾乎全是進口産品，生産成本不可能像發泡食具下降一半，所以只能一天天被擠垮。”

    在烏魯木齊市率先“禁白”後，１９９９年１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出紅頭文件，規定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發泡塑膠食具。然而，限定的時間已過去一年多，本該銷聲匿跡的發泡塑膠食具仍大行其道，使限令的制定者不免有些尷尬。

    此情此景令自治區環保局黨組書記艾努瓦爾不勝感慨，他指出，有了禁令卻沒有對違規者懲處的法律依據，是政府雖令不行的原因之一。“國家對治理白色污染缺乏有強制性、有法律效力的條文。國家經貿委對生産企業和餐飲企業都有禁白要求，但國家對流通領域沒有做出禁止銷售的規定，對繼續使用的企業也沒有相應的處罰辦法。”

    此外，政府職能部門忙於落實一些國家級環保項目，無暇顧及類似“小”的環保內容。艾努瓦爾坦言，環保部門相大部分精力都投在了烏魯木齊大氣治理、塔裏木河流域生態環境治理等重點項目上去了，用在治理城市固體污染力量相對弱些。

    反思５年來經營環保食具的遭遇，張永樂對政府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禁白之所以屢禁不止，主要是政府還在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解決市場經濟問題，靠反覆下文；而發泡食具企業用的卻是市場經濟下的價格手段，結果造成政府有令難行，雖禁不止。”

    張永樂建議用稅收杠桿進行調節，而不是簡單地發一紙文件。“應該化限令于無形中，對禁止行業徵收高稅收，而對於扶持的行業，把徵收的高稅收用於專項補貼，如環保産品補償。” （記者丁建剛）

    新華網 2002年9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