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學生對於自己的境遇多年未變無可奈何（劉殿明）

    “媒體英雄”開始接受現實

    1987?1月9日，《中國婦女報》頭版登載了女大學畢業生朱紅求職的故事，那時候大學還是包分配的。“她叫朱紅。今年7月13日，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公佈分配方案，她作為3名男生的‘搭配品’被硬分到國務院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下屬的報刊。3名男生幾經週折，終於分了下去；朱紅因女性而被退回。從此，她花了3個月的時間，瘦掉了十幾斤肉，輾轉于首都40家新聞單位……”朱紅的出現引出了一個拒收女大學生的經典理由，“女人要結婚、生孩子，麻煩”。“朱紅現象”的産生還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討論，“如何解決女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

    見到朱紅，感覺並非想像中的“苦主模樣”，她優雅、漂亮，這是本報在15年之後對於“女大學生就業難”話題的主人公的第二次訪問。但再次訪問朱紅時的感覺有點奇怪。本以為憑著15年前的文章中朱紅的那種激情，關於女大學生就業難的這個話題她是身受外加感同，再加上15年來所發生的種種社會現實，她一定會大大地發一份感慨，但是今天的朱紅累了，她甚至疲憊于再談起這個話題。15年前剛剛大學畢業的朱紅與今日談話中的朱紅簡直判若兩人。

    她説，今天競爭的激烈程度絕非當年可比，中國人力資源極大豐富，一個優越的職位有一長串拿著各種證書，擁有各種特長的人在等著，強勢的用人單位當然有能力挑三揀四。連女人做到了領導崗位，在用人時依然會歧視女性。我的一位同事曾抱怨生孩子時被停薪留職，可現在看來那可能是最好的結果，今天有更多的女性因為生育而被掃地出門，因為這個職位有更多的人在等著幹。在強大的競爭面前，女人因為有退路，所以她們往往選擇了退回家庭，而男人則不能退，惟有進。眼神中有種孩子式的活潑的朱紅在説完這些話的時候甚至在自嘲，“是不是覺得我怎麼變得如此‘墮落’了？但我真心接受了這一切”。她很篤定地這樣表示。

    朱紅在談話中多次用到了“面對現實”這個詞兒，面對現實，接受現實也許這是她這個過來人能提供給年輕人的最語重心長的經驗之談。她還告訴面臨畢業的女大學生們，同樣不要放棄每一個更好的機會，因為掙扎本身也是一種機會。(蔡敏)

    “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楊杏南，當年那個將朱紅介紹給讀者，又使得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也關注女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記者。這些年來，她一直工作在中國婦女報社。1985年，楊杏南在連續報道當年招生、招工、招幹存在重男輕女問題時發現，那時“一些單位公開拒收女大學生；一些單位寧可放棄名額也不要女大學生；有的甚至將已報到的女大學畢業生退回”。兩年後，《危機，還是生機———對“女大學生分配難”問題的重新思考》推出，並提出了“朱紅現象”。

    怎樣認識這種現象，又該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是楊杏南一直在力圖尋找的。經過漫長的18年，她發現“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在1987年的文章中楊杏南試圖從經濟解釋中還原現象的本來面目。在改革的最初年代一個女大學生的遭拒，是“用人單位抵制大鍋飯的幹部制度，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必然出現的正常現象”。在講效益、講競爭的現實面前，人們聽到了當時的一位企業領導説了一句令人刻骨銘心的話，“寧可要個男流氓，也不能要個女的———男流氓可以改造，女的生孩子無法改掉。”女人生育的社會價值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雇傭女職工的單位要為女職工付出更多的成本，所以她得出的結論是，單純呼籲“男女平等”的效果並不理想，企業為女職工生育所支付的成本要由社會、要由國家來補償，這樣用人單位才會打消顧慮。在這不久的1988年，南通實行了女職工生養基金模式，楊杏南來到南通全面報道了這一全國首例女職工生養基金的實施。基金傳遞出的資訊是，婦女的人類再生産價值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女職工就業不會再受到阻礙，而女大學生們也再也不會因為“生孩子”遭受性別歧視。那時她以為這是一個有效的促進兩性平等就業的措施。

    但答案是怎樣的呢？今天南通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生育管理科的戴蕓主任是這一基金的歷史見證人。她説，當初，設立生養基金的目的一是為了強化女職工的勞動保護規定，承認女職工的生育是一種社會價值。二是促進平等就業，改善以往企業不願招收女工，女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

    繼南通之後，在全國的許多城市這一基金都有了更好的發展。戴蕓説，兩個目的中的一個達到了，女職工的生育因此而得到了極大的保障，但至於是否因此為女大學生的就業環境帶來鬆動，她還沒有看到更明確的顯現。不過她認為，從長遠來看，生育保險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平等就業的促進都是會帶來好處的。

    事態的發展在日趨嚴重。市場經濟日益精進，企業競爭、就業競爭都在加劇。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女大學生們仍然看不到什麼光亮。“談女大學生就業問題目的是要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應該真正去了解女大學生們到底要什麼。企業的要求是一種現實，企業完全有自主權選擇它用什麼樣的人。但光憑外力要求女大學生到小企業去、到基層去，回避更激烈的競爭，就像告訴她人不要往高處走一樣。”楊杏南的想法已經發生了轉變，在一次去香港時她了解到，香港有一個平等機會委員會。該委員會是香港政府下設的職能部門，運用政府的有關專門法令監管就業中的性別歧視等問題。她覺得建立平等機會委員會不失為一個新的辦法，“所以目前首先應該創造一個寬鬆、平等的環境，讓她們去自由選擇，然後讓市場、讓經濟去決定誰是最後的勝利者。但是應該由誰來創造這樣寬鬆、平等的環境呢，它的責任在政府的職能部門”。(蔡敏)

    《中國婦女報》 2003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