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迪：30年前，中曾根派曾以“建立日中關係”為條件支援田中角榮競選自民黨總裁，可以説，田中角榮內閣的誕生，中曾根派發揮了很大作用。兩國恢復邦交的談判時，您作為田中內閣的通産大臣參與其中，與大平正芳外相一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30年後的今天，應該如何總結中日這段歷史，您如何看待這段歷史？與建交當初的預想，今天的兩國關係您是否滿意？應該怎樣發展兩國的關係？

    中曾根康弘：關於兩國的關係，很難説滿意。兩國恢復邦交，是周恩來總理高瞻遠矚的判斷力與田中角榮首相熱忱的結晶。同時，為了這一目標，我們曾與廖承志、孫平化先生攜手合作，共同努力。與那個時代相比，30年後，今天的新一代人，缺少那種激情與感動。我認為，應該重溫前人的艱辛與努力，以高瞻遠矚，面向未來的思考，建立起日中關係的牢固紐帶。

    1973年，我作為通産大臣訪華時，曾會見周恩來總理。那次舉行了3次會談，共計談了7個小時。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時，已是淩晨1點。會談結束後，我走出人民大會堂乘車，周恩來總理與我一起走出人民大會堂，幫我穿上外套。他的這一舉動，讓我十分感動，我們之間相互存在著這種關懷。我希望年輕人應該學習這點。

    劉迪：您在擔任首相期間，與各國領導人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在《政治與人生——中曾根回憶錄》（1992年，講談社）中，您談到在與鄧小平先生的會見時，兩人曾談到人生觀。能否請您談一下對鄧小平先生的印象，你們兩位還談了哪些話題？

    中曾根康弘：鄧小平先生是值得尊重的偉大政治家，我在很早以前就對他極為關注。我十分想知道他的人生觀，以及作為一個歷經艱辛的共産黨員，在重建中國時的體驗。因此，在與他會見時，我詢問的是偉大前輩的人生觀而非一般事務性問題。他非常率直地回答了我的問題。他説，最艱辛的是“文革”期間被打入牛棚之時，而最喜悅的是追擊蔣軍越過長江，勝利在望之際。那次，除了自己的體驗以外，他還談了自己要實行的改革開放路線。我現在還記得，他説要促進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這項工作十分困難，但必須實行。他還説，要實行黨與企業的分離，就是説黨做黨的事情，企業做企業的事情，兩者同時也要合作。黨如果過多涉足企業，則對企業有害，必須進行行政改革。此外，我們還談到培養、提拔年輕人的問題。此後，中國正如他所説的那樣發展。尤其是南方談話以後，中國經濟獲得巨大的發展，建立起大國的基礎。這是鄧小平先生的功績。

    中國不是世界的威脅，中國只要不受到重大的國辱，就會繼續堅持和平外交

    劉迪：去年開始，日本以協助反恐怖為理由派遣海上自衛隊到印度洋，本屆國會正在審議3項有事法制法案。對於日本向海外派兵，中國政府十分關注與擔憂。今後，日本是否能在不與中日友好矛盾的前提下發展與美國的軍事關係？

    中曾根康弘：現在審議的有事立法是為了補充日本防衛體制上的缺陷。日本堅持專守防衛。現在，自衛隊防衛日本是由法律決定，但是，在防衛日本時，平時的法規如何適用於非常事態、國民如何進行協助等，現在的國內法規沒有規定。因此，要在自衛隊建立40年後的現在進行補充。現在進行的有事立法，專守防衛原則沒有變化。因阿富汗問題日本向印度洋派遣了軍艦，這是制定了特別法。迄今為止，日本自衛隊只是為了國家防衛。以前，日本曾向柬埔寨派遣了聯合國和平維持部隊，這也是制定了特別法。這次，為了制止恐怖，作為世界性合作的一環，制定了特別法，承認派遣自衛隊到印度洋。日本在從事這種新的行動時，要制定法律、明確其界限，嚴守其節度。這一點今後也不會改變。日美之間制定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但是，只要日本堅持無核三原則——日本決心不擁有核武器，那麼對於核武器的防衛抑制力，仍然不得不根據安全保障條約依賴美國。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日本方面決不會廢除安保條約。如果美國要讓日本廢除安保條約，那麼日本國民就會不得不重新考慮。但是，我想，與日本一樣，未來的方向是，美國也要繼續維持安全保障條約的。

    實際上，從預算與國防費的比例來看，日本為81萬億日元對4.9萬億日元，佔預算的6％。而中國為2.1萬億日元對1602億日元，大致為8％。一般來説中國是8％，但是最近中國國防費的增長率為17％。而日本的增長率為零。因此在防衛費問題上，日本大體上保持了節度。這個方針不會改變，基本上是在國內生産總值的1％左右。因為日本不擁有核武器，只要遵守無核三原則，就不得不維持安全保障條約。

    劉迪：隨著中日兩國經濟關係的發展，日本的“中國威脅論”日益顯著。中國政府反對“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鄰近國家有益。對“中國威脅論”，您是如何看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日本産生哪些影響？如何消除“中國威脅論”？中日兩國關係的理想狀態是怎樣的？

    中曾根康弘：我對“中國威脅論”持否定態度。這是因為，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大國，今後經濟也將發展、實力將要增加，不能否定力量的自然增長。中國現在最重視的是發展經濟、穩定民生、西部開發、環境問題，尤其是北方的水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需要和平。我認為，中國希望和平的意志，可以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8年舉辦奧運會等明確表現出來，中國要發展成為世界大國，現在正在這條道路上前進。而且，實現這個目標是要通過發展經濟，而不是對外侵略。因此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是相互合作的關係。日本的中國成為

    大國的威脅論，來自於日本企業大量投資中國會導致日本産業空心化的擔憂。這是日本的責任問題，不是中國的責任。這是經濟的自然規律。我覺得，中國只要不受到重大的國辱，就會繼續堅持和平外交。所謂重大的國辱，是指國家獨立、主權尊嚴等在國際社會中受到污辱。這對中國來説是重大的問題。只要不出現這種局面，中國還會實行和平外交，以發展經濟為主導，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將會堅持這條路線。如果站在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角度來看，這點十分清楚，但日本基層的人十分不安。正因為如此，雙方的領導人必須向國民表示，兩國已經建立了牢固的、相互攜手合作的關係，相互補充的關係。

    中、日、韓首先建立東亞友好俱樂部，加強與東盟的協商。日本也要增強實質性的自主多邊外交

    劉迪：2000年，中國總理朱基在與東盟國家首腦會談時，提出雙方共同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建議，雙方計劃在未來10年內實現這個目標。現在，這個設想正在逐步落實。今年1月，日本與新加坡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FTA），小泉首相在其政策演説中提出“日本東盟綜合經濟合作構想”。中國與日本在亞洲自由貿易區的設立上分別應該發揮何種作用？應該建立何種合作關係？

    中曾根康弘：以前我也曾提出建立“東亞協商圈”。中國向東盟提出在未來10年建成自由貿易區，然後小泉首相在新加坡也提出了綜合性的經濟合作構想。我認為，關於東盟與東亞的基本想法，中國與日本是一致的。這是因為，雙方都想建立東亞經濟協商圈。日本也想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同時也想與個別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因此，日本與中國合作，再加上南韓，首先建立東北亞友好俱樂部，組成外交或經濟閣僚協議會，政府首腦、總書記、總統、首相舉行定期的協議，這是最理想的。同時，中國與日本合作，與東盟一同建立東亞協商圈。日本與中國不應先爭起來。歐洲已經建立了歐盟，再過兩三年將有25個成員國，美洲也有北美自由貿易區。在這種世界性地域主義的發展狀態下，我們也應該搞協商圈。其他人不應説三道四。為了實現東亞經濟協商圈這一目標，日本和中國應該協商，並同東盟協商。

    劉迪：以前日本曾提出建立“亞洲基金”，但因美國反對，沒有成功。

    中曾根康弘：“亞洲基金”是宮澤（喜一）君提出的，美國沒有承認。但是最近日本與亞洲國家簽訂了貨幣融通協定，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亞洲基金的替代，美國在這點上終於醒悟。為了未來，日本與中國攜手合作，建設東亞經濟圈，這個基礎就是自由貿易協定。我們應該在調整的過程中向共同的目標邁進。現在，關於安全保障，是在東盟地區論壇範圍內進行的，這個問題也應該前進。首先從經濟做起，經濟如果順利發展，自然也會推進安全保障的發展。應該擁有這個目標，日本與中國相互合作。我將這個想法告訴東盟與南韓的政治家，都得到他們的充分理解。他們都説，希望與中國友好地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劉迪：在日美安保條約的構造下，日本在亞洲發揮作用，是否會受到限制？

    中曾根康弘：日本外交在冷戰結束後應該有新的出發點。在日美關係方面雙方締結了安保條約，但是，日本必須展開實質性的自主的多邊外交。這是因為，冷戰結束後，不論美國圈還是蘇聯圈，都處於離散狀態。在這個過程中，各國都在加強自己的自主性，這是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變化。但是，日本在這10年中處於“漂流”的狀態。10年中換了10任首相。但是，進入21世紀的今天，應該改變過去的狀況。今後，在與美國保持安保條約的同時，應該開展實質性的多邊外交。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實行這個想法，這種趨勢已經開始。現在外務省正因其他的事情無法執行這個構想，但是，我們自民黨黨內的同事，已經開始議論這個問題。雖然還未落實到正式政策上，但是我們已經提出了意見，肯定最後會落實到政策上。小泉與東盟國家提出綜合性的經濟合作構想就是其徵兆。

    劉迪：在《21世紀日本國家戰略》一書中，您倡導日本要成為戰略國家……

    中曾根康弘：因為現在的日本外交與內政沒有戰略性。日本沒有中長期的展望、目標或實行這個目標的程式。日本沒有將這些問題告訴國民並要求他們協助，以便貫徹這條路線。日本政府過於陷入日常性工作，儘是關注短期問題，內閣一會兒解散、一會兒組成，長此以往，日本的未來將十分悲觀。在這個意義上，最具戰略性的是中國和美國，這是有目共睹的。而夾在其間的日本存在沒有戰略性這一重大缺陷。為了建設戰略性國家，必須在黨與內閣中建立制定戰略的部門，因此必須奠定其基礎與原理。我在自己的書中也提到這一問題。小泉君在某種程度上也採用了這一點，但還不夠完全。日本只要不擁有核武器，就必須堅持安保條約。但是，實質上，應開展自主多邊外交。因此我説要建造一個新舞臺。

    （中曾根康弘：1918年生，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學部，1982年11月至1987年11月任日本首相。現為日本眾議院議員。劉迪：本報駐日本特約記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課程畢業。現為早稻田大學研究員。）

    《環球時報》 (2002年07月04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