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許多人一直強調,不要迫使相關國家在台灣和中國間作一選擇;不要把兩岸關係激化到使北京把所謂的台灣問題提到日程表上來,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台灣都將是受害者。
稍早,我們看到在中國積極加強亞太區域合作,成果逐漸顯現的情況下,部分美國學者、智庫居然也提出類似建議,認為華府應該避免迫使亞洲國家在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作一選擇,因為結果恐怕不利於美國。日前,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中國漸展現經濟實力,亞太鄰國紛紛轉向與北京進行合作,美國的亞洲經濟盟邦開始“棄美就中”,中國能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新霸權。看來美國心中對於中國的成長、茁壯確實充滿了許多疑懼與不安。
這裡,我們要討論的倒不是中美之間恐怕遲早會以某種形式出現的較量,反而是中國目前的世界觀和其在亞太地區的政策作為,一方面看看其正確性如何,另一方面則了解一下中國的思維判斷有無成長與進步。
中國各界所認知的當前國際局勢包括以下各點,筆者認為北京的看法基本上有其一貫性與合理性。
一、九一一之後,世界及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發生重大變化,亞太地區成為世界地緣政治重心,中國所承受的地緣戰略壓力增加。國際局勢總體緩和、局部動蕩,戰爭與和平共存,穩而不定。大國關係的合作領域加大,政治、安全問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但和平與發展仍為當前國際社會主流價值。
二、地緣政治正面臨新的挑戰,國際反恐怖合作中有規則之爭,反擴散問題將是今後各界關切的重點。對北京來説,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是機遇與挑戰並存,但機遇大於挑戰。在經濟、政治與安全方面,相關各國處於一個既競爭又合作,明合作暗對抗的局面。部分中國學者認為,北邊(俄羅斯與蒙古)平穩,東面(東北亞及東南亞)複雜,西面(中亞與南亞)危急。雖説東南亞地區的安全仍有隱憂,有發生複合型危機的可能,但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將在較長期間內維持穩定態勢。
北京心態與思維在變化
關於中國對當前周邊環境的思維有以下各點,筆者發現中國大陸這些年來在心態與思維方向上成長最多。
一、在全球化、多邊、多極化的時代裏,中國要成為現實世界政治經濟組織的一員,謀取平等的地位,但在處理多邊關係時仍要奠基在雙邊的基礎上。中國加強與亞細安國家關係的作法本身就是目的,但也兼具平衡美國壓力的考量。中國已經認識到應與周邊國家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排解周邊國家因中國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疑慮。北京應該成為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的助力和穩定力量。在推動亞太區域化的進程中,中國希望開發中國家能夠全面開放市場。
二、部分學者主張,中國當前的外交戰略應該立足亞太、更積極主動的參加亞太事務,增加對東南亞地區的戰略關注,同時進一步推動睦鄰外交,以發展互利的經貿關係作為加強雙方關係的基礎與重點。不過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中國既不會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既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也無意成為現存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挑戰者和破壞者。
三、部分北京學者認為,世界經濟的區域化是東亞地區加強經濟合作的外在壓力,而東亞地區日趨密切的經濟聯繫及相互依存關係,則是彼此加強經濟合作的內在動力,中國應加以把握善用。中國希望以現有的合作渠道為基礎,以經濟合作為重點,再拓展為全方位的合作。要用開放式的良性互動與合作形成一個龐大的亞洲內部市場,從而減輕對歐美的依賴。
去年以來,中共主要領導人如江澤民、李鵬、胡錦濤、李瑞環、朱鎔基等人曾先後出訪,足跡遍及歐、美、亞、非、澳、大洋洲。中國的目的在於營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要探索和第三世界國家、亞洲鄰國新的合作途徑,以落實睦鄰互信夥伴關係。“消除疑慮、增強信任、擴大共識、加強合作、促進團結、共同發展”應為中國今後對東南亞地區的政策主軸。北京先後舉辦各種會議、成立各種組織,這其中包括:上海五國會議已發展為上海合作組織;推動區域國際安全合作組織;成功舉辦上海亞太經合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舉辦博鰲亞洲論壇;成立中國亞太經合組織研究院;主張十加一(或加三)成立東亞自由貿易。
台北不能自外于亞洲
當前中國所採取的各種積極作為包括:一、協助開發湄公河流域;二、積極參與泛亞鐵路和公路的建設;三、加強與亞細安各國在資訊技術領域的合作;四、擴大雙方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合作。除此之外,北京目前還在推動與亞細安各國間的金融、投資、能源開發、綜合開發合作等等。
中國的目的當然是要以經促政,深化北京與亞洲各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建立一個北京認為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並使相關各國能夠認真妥善的處理彼等與美國、歐盟及台灣之間的關係。由於中國手段的靈活及多樣,北京力量積極介入亞洲事務似乎並未引起亞細安國家的過度緊張。看來中國的亞太政策已在落實階段,北京的亞太戰略以及領導地位日漸確立。
面對中國這股巨大的力量,《紐約時報》指出,對其他的亞洲國家而言,唯一的因應方式就是和北京合作。當然,兩岸事務相當複雜、甚至無解,台灣與其他亞洲各國所面臨的處境仍有不同,但是台灣究竟是要採取何種措施才能追求、維護本身的最大利益?
坦白地説,在兩岸爭執、競爭的過程中,力與理的重要性不可偏廢,中國有力,台灣有理還至少能夠維持現狀于不墜,如果台灣連北京當前亞洲政策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要刻意反對,堅持要自外于亞洲與中國的未來,後果恐怕不會太盡如人意。台北與其反對不如參與,甚至合作,並將此視為兩岸改善關係,建立互信機制的一個發展過程,值得一試。 ● 蔡瑋(本報特約)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