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國際問題觀察人員指出，這確實是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但其重要性並不在於具體的條約內容，而在於簽約動作本身所反映出來的三點內涵：第一，美國的“一超獨霸”地位依然在加強，而不像某些分析認為的那樣是在削弱；第二，俄羅斯倒向西方的趨勢在加快，而且幾乎不可逆轉；第三，世界政治多極化進程遭遇重大困頓，俄美的接近將對中國産生負面影響。

    對於前兩點，筆者基本同意，對於第三點，則不以為然，美俄的接近並不必然威脅中國。概括來講，冷戰後的大國關係特徵、俄羅斯的國家復興戰略與中國的發展方向三個要素綜合作用，致使美俄關係的拉近不至於對中國産生不利影響。

    冷戰後的大國三角關係發生了質變

    那種認為美俄接近將不利於中國的看法其實隱含著這麼兩個前提：首先，中美兩國正處於一種爭奪盟友的競爭關係，或者至少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其次，俄羅斯在中美關係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選擇將使中美俄三角決定性地傾向一方。

    這樣的思維是基於對冷戰時期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參照，所以依然具有濃重的冷戰色彩。

    冷戰後的大國關係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冷戰時期的合作是服務於對抗的；而冷戰後的對抗則越來越多地開始傾向為合作服務。

    這自然跟冷戰結束的大環境有關，但也跟具體國家新時期的主要任務有聯繫。俄羅斯、中國都要求全力發展國內經濟，而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實現了所謂的“打天下”任務，主要精力轉到了“治天下”的任務上來，因而除了國內的經濟發展外，在國際上更主要的是要傳播美國的政治理念與價值觀以及防止大規模破壞性武器擴散，在當前則具體化為反恐怖戰爭。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顯然沒有去挑戰美國的國際地位，只要台灣問題不惡化到某種程度，兩國就不可能發生類似美蘇關係的全面對抗。

    在歷史上，三角關係因三組雙邊關係的不同組合而區分為這樣幾種情形：三國彼此交惡、互相攻伐，如中國古代魏蜀吳三國的某段關係史；兩國交好共同對付第三國，如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關係；兩國交惡但同第三國都保持友好關係，如俾斯麥時期的德俄奧三國關係；第四種則是三國彼此友好。

    冷戰後大國關係的質變導致了大國三角關係從第一種類型逐漸轉變為第四種類型。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中美俄三國關係基本上屬於第四種類型，並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所以美俄兩國的接近，並不像當年的中美接近那樣，是專門針對第三國的，而是有其他的具體寄託：俄羅斯是希望可以借此放下維護龐大核武庫的經濟包袱，並通過加速融進西方來實現國家的發展；美國則希望在歐洲盟友日漸離心的背景下拉住俄羅斯進行平衡，並且抓住俄羅斯這個石油第三大生産國的資源，消除對方對自己將要採取的進一步反恐措施的抵制等等。

    聯繫布希上臺之初對中俄兩國都採取強硬態度的事實，我們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布希也許是美國歷史上優越感最強的總統，但政治的現實畢竟迫使他必須從徹底的單邊主義深淵裏抽身出來；而美國能夠對俄羅斯改變曾經有過的單邊主義做法，顯然也有可能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打交道時改變作風。

    因此，我們反而應該從美俄的接近中看到積極的跡象，促進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

    俄羅斯的選擇對於單極世界的影響有限

    自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格局就基本上是“一超多強”或“單極＋多極”的狀態。俄羅斯在冷戰結束早期也曾屢屢試圖促進世界格局往多極化方向發展，但效果並不明顯。反而由於俄羅斯的經濟遲遲無法融入世界主流而危機頻頻，國力復興無望，美國的“單極”優勢更加突出。

    國際格局的基本狀態主要在於國家實力的對比，結盟只是一種補充。所以，俄羅斯加速倒入西方的選擇並沒有太深刻地改變世界格局，因而也談不上對中國會産生什麼負面的影響。

    而且，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送走布希後表態説，俄羅斯不僅重視西方，同樣重視東方、重視中國。雖然這更多的是外交辭令，但至少表明瞭俄羅斯並不想幫助哪一國來對付哪一國，它已經而且長期將實施“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集中精力發展國內經濟，以實現“15年趕上葡萄牙”的目標。

    在俄羅斯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所謂“西方派”和“斯拉伕派”的發展道路之爭。彼得大帝的改革開了俄羅斯西方化的先河，後來農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的改革均促進了俄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

    十月革命的勝利，則是俄羅斯試圖通過另一條道路成為世界強國的嘗試。但俄羅斯失敗了，幾乎喪失了自彼得大帝以來地緣政治擴張的全部成果（俄羅斯東部除外）。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使前蘇聯亡黨亡國，但同時也使俄羅斯回到了西方化的道路。但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卻心存疑慮。到了普京執政，他對西方和俄羅斯都有比較實際的了解，知道西方擔心俄羅斯始終有“恢復帝國的野心”，並明瞭俄羅斯實際已經淪落為三流國家，而且，俄羅斯的最終目的本來就是要回歸西方。為此俄羅斯必須向西方作歷史性妥協，以換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及西方的經濟援助。

    可見，俄羅斯的西歸路程早已開始，過去因為西方的懷疑與拒絕而不得其門，現在由於妥協而部分成功。對於中國而言，“俄羅斯向西走”這一外部環境在冷戰結束後就一直存在，並不存在俄羅斯忽然倒向西方的突變，因而也就不存在有什麼國際環境突然變得不利於中國的問題。

    俄羅斯徹底回歸西方尚需時日

    俄美接近的進程雖已啟開，但不會就此一帆風順：

    首先，此次俄美接近是以俄單方面的讓步為前提的。就像以前戈巴契夫和葉利欽所做的一樣，如果得不到回應，俄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就將躥升，甚至威脅到普京的地位，或者迫其改變親西方的政策。

    其次，《莫斯科條約》的簽訂總的説來對美國有利，俄羅斯的收穫是象徵性的。美國著名軍控問題專家達爾德爾評論説：“在這筆交易中，俄羅斯得到了條約，而美國得到了一切。”

    5月14日雙方協議決定建立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20國合作機制），雖然使俄對北約的決策有了一個新的影響渠道，但它主要限于某些特定問題的討論，如地區安全和反恐問題等，俄仍不是北約成員，沒有辦法直接影響北約內部的核心決策。北約仍將東擴，並繼續吸收新成員，包括獨聯體的成員，並在俄羅斯的西邊與南邊境建立“防疫地帶”。

    而俄羅斯也不是對美國完全消除了戒心。5月14日，以俄羅斯為核心的獨聯體將“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實質化為“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聲稱是要“應對新的挑戰和威脅”，其實是要對其他獨聯體國家加強控制，防止美國與北約借反恐之機與它們接近。

    第三，俄羅斯與西方在車臣問題以及俄羅斯與伊朗的核技術、導彈技術合作問題上有難以彌合的分歧。

    最後，俄羅斯與西方的經濟聯繫仍然薄弱，大大落後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經貿聯繫，俄羅斯在世界經濟中並不重要。俄羅斯目前還沒有加入世貿組織，經濟市場化程度也很低，國內法制不健全，黑手黨橫行。這嚴重影響了西方資本進入俄羅斯，從而制約了俄羅斯與西方的親密關係。

    因此，即便是擔心俄羅斯加入“西方陣營”，會導致中國被“孤立”在其外，也是過於誇張和為時過早了。

    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在於中國內在努力

    認為俄美接近會對中俄關係産生實質性影響的看法，其實還包藏了一個傾向性假設———即中國應該同俄羅斯結盟。事實上，這種結盟的思想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利益，而且在操作上也缺乏可能。

    俄羅斯與中國目前所求者主要是睦鄰友好，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一開始就有其限度，這種限度就是不針對第三國，不對抗，不結盟，大家做好鄰居、好夥伴和好朋友。

    而某些人主張的中俄結盟，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設想。無論是1999年科索沃危機，還是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俄羅斯都保持著置身事外的立場———因為那有利於它的國家利益。

    況且，基於強鄰這樣一個事實，俄羅斯對中國也一直存在著戒心，向印度出售的先進武器在品質上要高於中國。在俄羅斯國內，“中國威脅論”也不是毫無市場。

    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遺産是強調內在努力。中國要想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不應該將希望放在與某個國家的特殊關係上，而是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戰略策略，一方面堅持全力發展國內經濟，同時繼續維護政治穩定，根治腐敗，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另一方面，則要展開靈活的、以經濟為主導的全方位外交，穩定周邊，立足亞太，走向世界。（作者：王福春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南方週末200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