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蕩蕩的廚房裏，罩著白布的平臺上放著一個身份證。女護士埃麗卡盧萊把它拿起來，向記者展示著説：“他就是我今天下午陪伴著走向死亡的那個人。”那是個50歲的德國人，“患了食道癌，不能吞咽，只能通過導管進食，很痛苦。所以他請求我們幫助他死亡。”

    安樂死俱樂部裏有一個結束生命的房間，墻上挂著一幅象徵生命的裸女畫像5年前，59歲的埃麗卡盧萊和69歲的律師路德維格米內利在這裡創辦了“體面俱樂部”，它的座右銘“體面地活著，體面地死去”就是在這裡得到貫徹的。根據俱樂部的統計數字，到2001年已有1860個人希望某一天能夠走過這個死亡通道。2001年有50個人走過了這條通道。今年11月上旬有一個來自西班牙旅遊勝地馬略爾卡島的78歲的老嫗剛剛在此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母親患的是肺氣腫，”她43歲的獨生女在電話裏對我們説，“她本來是個很活躍的人，可後來卻只能臥床不起，眼看著自己的生理機能一天天衰退下去。她做出了死亡的決定，我尊重了她的意見。我陪她去的。”2002年11月7日下午5時，母女倆走進了這間房子。它位於離蘇黎世市中心不遠的Gertudestrasse大街84號，這是座地處街角的冷漠卻又現代的灰色方樓，俱樂部在第三層左側。晚上9點，一切都辦完了。

    在廚房裏，護士埃麗卡為我們準備了咖啡、巧克力糖果，開始講述所有想在對面那個房間裏死亡的人所必備的條件。只能是那些能夠證明自己已經患了不治之症（包括生理和心理的）、痛不欲生，或者已經嚴重不能自理，並且每年至少要繳納18歐元會費的老人，才能得到護士為他提供的一種藥物。她從櫃子中的一個盒子裏拿出一個藥瓶。“戊巴比妥納”，她念著塑膠藥瓶上的標簽，藥瓶裏裝的是粉狀的白色細顆粒物。“別打開，別打開”，她警告説。

    這套簡樸的住宅是以每月800歐元的價格租的，裏面有一間廚房，一個衛生間和一個結束生命的房間。墻壁是白色的。左側的墻上是幅裸女的畫像，埃麗卡説那代表著生命。房間裏並排擺著兩張床。“那次我陪伴一對德國夫婦，丈夫82歲、妻子79歲，他們結婚60年了，想死在一起。丈夫患的是晚期癌症，妻子得了嚴重的腦病。我們為他們準備了兩張床。雖然他們最後選擇在一張床上擁抱在一起，可我們還是把兩張床就這樣留下了”，埃麗卡説。

    墻角放的幾副拐杖和幾支柺棍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埃麗卡仿佛陷入了深思：“那是幾個獨自死亡的人的遺物，東西就留在了這兒。下午死的那個德國人就是獨自死亡的。有兩個女伴陪他來，他和她們道別，讓她們離開。他不願意她們因為看到自己的死亡而難過。”

    在房間對面的角落裏，有套音響設備和一堆古典音樂CD。“如果有人願意，我就為他放一張，”埃麗卡接著説，“大部分人在死亡之前情緒都很好。有的人能談一兩個小時，對我講述自己的人生。也有人進門就説想儘早結束生命。有時候我為他們準備咖啡，讓他們抽支煙。有的人來時還猶豫不決。有位夫人要求給她時間把手裏的那本書讀完。她用了3個小時才做出最後決定。”

    老嫗給俱樂部寄去所有能證明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材料，給自己辦死亡通行證

    前面提到的那位西班牙老嫗是9月份知道這個地方的。她出生在德國，從1966年開始居住在西班牙。今年她在德國居住了一段時間，覺得德國的氣候對她的肺更好些。她在電視裏看到了有關這個俱樂部的報道，於是就毫不猶豫地下了決心。她撥通了俱樂部主任路德維格米內利的電話，為自己的死亡做了具體的計劃。她按照俱樂部的要求，解釋了自己為什麼想安樂死，寄去了所有能夠證明她患了不治之症的材料，等待著對方的回音。“‘綠燈’，你可以來了。”米內利後來打電話回復老人。老人回到西班牙，將自己的決定告訴了女兒。女兒回憶説：“她説想11月7日走，我同意了。我一方面同意了，另一方面又想：‘可別，可別。’真太難了。理智告訴我是，可感情告訴我不是。如果你有一個病情很嚴重的家屬，你可能不知道他沒有幾星期或者幾個月了，可是要像我這樣，知道了確切的日期……還有三天、兩天、一天……這太痛苦了。”

    開具“死亡藥方”的醫生、做心理檢查的大夫、送終的護士和志願者都不拿報酬

    比利時和荷蘭是世界上僅有的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而體面俱樂部之所以能夠在瑞士生存，完全是由於鑽了法律的空子。瑞士《刑法》第115條規定：“任何人以利己原因唆使他人自殺或為其提供幫助，無論自殺已經實現或者未遂，都將被判監禁，最多5年。”由此可以推斷出，如果完全是以利他人為目的而幫助他人死亡的，就不會承擔刑事責任。

    除了每年的會費以外，體面俱樂部不收取任何費用。所有與俱樂部合作的人，包括開具“死亡藥方”的醫生、做心理檢查的大夫、送終的護士和志願者，都不拿報酬。但事實上有些安樂死者為了感謝俱樂部為他們安排不歸之旅，向俱樂部慷慨捐贈。

    安樂死者必須自己用手拿起裝有藥品的杯子，並自己把藥喝下去

    就是在我們喝咖啡的這間廚房裏，埃麗卡演示了準備藥品的過程。她把水和15克“戊巴比妥納”放進杯子裏，然後晃動它。安樂死者必須用自己的手拿這個杯子，並且自己把藥喝下去。如果有人替他做這些動作，就會被認為是謀殺。幾個小時前死的那個德國人只能靠一條與胃聯接的導管進食。這樣他就得依靠注射器。“你們看，就這樣，”埃麗卡説著又打開廚房裏的另一個盒子，“他得自己推動注射器，我們在旁邊只是陪伴他。”

    這位藍眼睛、灰白頭髮的女護士已經從事了20年的臨終護理工作。最近5年來，她作為體面俱樂部的護士，曾站在床前看到過一些令她震顫的場面。3個月前，她為一個32歲的男青年準備了藥物，這個人從14歲開始就遭受著一種無法治愈的精神疾病的折磨。

    並不是所有到這裡來準備死亡的人都敢於走出最後一步。一個德國女人是兩星期之後才重新回到這裡的。一個黎巴嫩女人將她的死亡推遲了3個月。還有一個德國人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當死者完成了自己的意願，已經完全沒有生命跡象的時候，護士馬上就會給蘇黎世警察局打電話，告之剛剛有一個人自己完成了死亡。很快就會來幾個警察，還有一名醫生和一名法官，他們要核實死亡是完全自願的。如果有什麼疑問，俱樂部就會出示死者辦理的最後一份證明。所有人都必須填一份黃紙的表格，上面用法文寫道：“自行死亡聲明。我決定今天實施我的自行死亡……我不向俱樂部追究責任。”如果法律上沒有問題了，遺體就會被埋葬或火化。俱樂部會遵照那些死者的要求或者應家屬的請求辦理相關手續。

    儘管如此，俱樂部的活動還是引起了爭議。有人對外國人在此自行死亡很反感（每50人中，有39人是外國人），説蘇黎世成了“死亡旅遊”之都。還有一位地方女法官曾企圖關閉與德國的邊境，以防止準備安樂死的人進入蘇黎世。還有些親生命組織將俱樂部的活動與納粹的滅絕精神病人及無自理能力人的計劃相提並論。俱樂部對此的回答是，在實施死亡之前，精神病患者都經過極其認真的檢查。首先要提前一個月觀察，證明患者有識別能力，並且沒受到任何可能從其死亡中受益的第三方的影響。

    俱樂部的鄰居們對墻那面發生的事情似乎並不在意，“能夠這樣死也算不錯”，在對面居住的兩個在圖表製作公司工作的職員説。不過也有的人並不知道這個俱樂部的存在。距離俱樂部僅20米，毗鄰而居的一對青年夫婦就説：“這我們還不知道。不過只要沒問題，也不是件壞事。”

    夜幕降臨，埃麗卡和我們一起走出這家特殊的俱樂部，她的身影逐漸消失在遠方。不過就在這個星期，她還要再次開啟這扇綠色的木門，因為又有一個人已經約定了終止生命的日期。（摘自11月24日西班牙《世界報》）

    《環球時報》 200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