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都機場飛往法蘭克福的那天，正是美國戰機空襲阿富汗的第一天。誰都不提這事兒，心裏多少還是有點擔憂。10小時漫漫等待後，終於降落在法蘭克福機場。第一眼看到的是身著防彈衣，手端微型衝鋒槍的身材高大的德國軍人。

    從機場走進夜色凝重的法蘭克福市，望著高速公路兩旁只有點點燈光，處處顯出靜謐與安詳的德國城市與鄉村，突然驚異於高度發達的德國的夜晚竟不像北京那樣亮紅半邊天。這時感覺上有點異樣，從北京到這兒怎麼如同從喧囂的大都市來到了寂靜的鄉村？

    我們住的地方離法蘭克福中心市區約有20分鐘的路程，到住地稍事休息後我們便相約在周圍散步。本想發達的德國的夜晚會熱鬧非凡，沒想到沿一條林蔭小徑走出很遠，也沒碰上一個德國人。小鎮商店的燈亮著，但既沒顧客也沒主人，原來法蘭克福規定商店必須通宵亮燈。兩旁二三層高的別墅樓房裏，除有微弱的燈光外，也聽不到任何聲音，哪怕是德國的流行音樂也好。我的朋友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他用英文説了句“THE GERMENS GO TO BED EARLIER”，然後用文言譯成 “德國人上炕較早”。我倆的笑聲在濕漉漉的空氣中飄散開來。

    後來得知，在這裡，從晚上8時至次日8時是不允許演奏樂器和高聲播放音樂的，如有聚會需事先向四鄰聲明。德國人喜歡安靜和獨處，很少串門走動，除了節假日，的確早早歇息，若有他人大聲喧嘩或唱歌聲音較高，可隨時報警，告其攪擾鄰舍。想起國人卡拉OK徹夜不斷，聲浪襲人，或建築工地噪音驚擾四鄰，不由得産生些許浮想。

    我和朋友都辦了一張幾乎可以乘坐法蘭克福除飛機外的任何交通工具的周票，每日裏縱橫馳騁，勞頓疲勞早已忘卻腦後。在乘坐公車或地鐵時，除了一個男低音用德語簡短報站名外，車上竟毫無聲息，安靜至極。大部分德國人不論男女老幼，落座後一律從包中取出精裝書讀起來。沒有人説話，連竊竊私語也很少。即使一對情侶在車上，也是手牽著手，含情脈脈地對視著，不再説話，此時無聲勝有聲啊。當然也有高聲説話者，説到興處還旁若無人地笑出聲，不用回頭看，和我一樣的黃皮膚黑眼睛。

    確實有人批評國人在公眾場所大聲説笑，但像德國人這樣互不理會，也讓人感到陌生。這使我想起，走在法蘭克福的大街上，見到的都是行色匆匆、埋頭趕路的德國人，很少見到像國內那樣成群結夥，勾肩搭背，親如一家的説説笑笑的情景，似乎德國人都是過著單身生活，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一天，我和朋友走在街心公園裏，被眼前的一幅景象吸引了：一位德國老者一個人坐在綠色躺椅上，凝視前方某個地方，神態莊重，一動不動，完全沉浸在思索或是想像的意境裏，儼然一尊雕塑。法蘭克福街頭經常有雕塑出現，老人的旁邊正好有尊一位智者沉思著的半身銅像。這兩位沉思默想的“人”，簡直是德國人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想，如果是一位中國老人，他坐在這只躺椅上時，或許會在手裏轉動著兩個閃著金光的太極鐵球，或許會與另一位老人一起聊著世態炎涼和歲月滄桑，或許會專注而津津有味地聽著小收音機裏的長篇連播，但絕不會一個人孤零零地坐著。在那位德國老者的不遠處，正巧有一對中國年輕夫婦領著一個小男孩在草坪上玩耍，其樂融融。德意志和中國兩個民族的不同特性對照鮮明，相映成趣。

    原想德國這樣發達的國家，英語應該是很流行的。不想法蘭克福幾乎所有的商店招牌和各種指示牌都只標有德語。這給我們這些只學過英語的人帶來很大的不便，甚至於影響解決內急的問題。比如廁所大都是自動投幣式的，你只要投入馬克硬幣就會自動開門。遺憾的是投幣式廁所上的説明也只有德語。在這個高度現代化的社會裏，面對機器的完全個人化的操作成為現代化很重要的標誌和時尚。廁所如此，其他很多事情也是如此。在法蘭克福地鐵站臺上，隔不遠就有一個自動售貨機，裏面是一百種以上的日常用品。我看到不論孩童還是老人，都習慣並熟練地把硬幣噹噹地一個個地扔進去，然後稍等片刻最下面就會蹦出你需要的東西，現代化的高度發展，説到底，是使人更便捷、高效地完成原來需要人與人當面進行的交易和聯繫。與此同時，客觀上則在最大限度地減少人與人之間交流與溝通的機會，甚至一個人一整天不説一句話就可以辦完所有的事情。這種人與機器的親近和人與人的疏遠，實際上成為現代化的異化。當然，我們也難有別的選擇。

    種族不同、地域不同、性別不同，並不能消除作為人的基本特性，即需要表達以至於發泄。喜歡獨處的德國人其實比其他民族的人們有更多表達甚或發泄的機會。這就是德國著名的啤酒節和狂歡節，其持續時間之長，發泄方式之暢快，無他民族能比。像慕尼黑地區的啤酒節和萊茵地區的狂歡節都是持續兩三個月之久。

    每次我走在法蘭克福的街頭，看到德國人各自匆匆行走的身影，都會聯想到沙漠上孤獨的旅行者。但單獨行走的德國人又是極為熱情的。這使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喜悅。每次問路，無論問的是老人還是婦女，都會極其負責地向我解釋清楚。那天我們在法蘭克福車站購買去法國巴黎的車票，繞了半天也沒找到售票窗口。我問一位德國小夥子，他覺著説起來複雜，乾脆領著我們接連上了三層電梯，直到找到售票廳後親自把我們帶到巴黎站售票口才離去。還有一位舉止優雅的大學女教師，在紙上為我一一寫出乘車路線及地點後，臨走還把她隨身攜帶的地圖給了我。

    不知為什麼，我從所接觸到的有限的德國人的目光中，總感覺到一種熱切的渴望。在這個成熟發達和物質極為豐富的社會裏，他們還渴望得到什麼呢？

     《北京青年報》 2002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