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開濟,1912年出生於上海,1935年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曾任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北京市政府建築顧問、中國建築學會副理事長,1990年被建設部授予“建築設計大師”稱號,2000年獲中國首屆“梁思成建築獎”。他曾設計天安門觀禮臺、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釣魚臺國賓館、北京天文館、三里河四部一會建築群、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濟南南郊賓館群等工程。
記者:説到建築的民族形式,有人就會想到“大屋頂”,您對此好像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是這樣嗎?
張開濟:關於“大屋頂”,個別蓋一些我不反對,但大量地蓋,我不贊成。因為這些倣古建築,以假亂真,對古都風貌反而起破壞作用。比如在一座體量巨大、造型富於現代感的火車站建築頂上硬安上幾個毫無實用價值的小屋頂,且耗資幾千萬,是一敗筆。
搞建築設計,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滿足實用的要求。飛機場也好,火車站也好,就是要讓旅客以最短的距離,最快的速度登機上車,不必多逗留,就是最好的設計。現在有的候機廳、候車室搞得特別豪華,特別大,我覺得這是個方向性錯誤。
記者:您説過一句話:“建築師不能只跟首長、大老闆打成一片,要時時想到老百姓。”可是也有人説:“規劃規劃,墻上挂挂,不如領導一句話。”您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建築師應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
張開濟:建築師這個詞是從國外介紹進來的,中國過去一直叫工匠,而根本沒有建築師這一説,所以中國建築師首先應該宣傳自己,讓別人來認識到建築師工作的重要性。舉個例子,我這幾年來,就大聲疾呼,北京不能蓋塔式高樓,尤其是塔式的住宅高樓。我為什麼反對呢?有兩個原因。一是它破壞了城市的景觀。二是它不必要地剝奪了有些人享受陽光的權利。
看一個城市,首先是看它的天際線,英文叫Skyline,北京原來有非常美的天際線,因為到處都是大片四合院平房,因而特別突出了故宮、景山、鐘樓、鼓樓這些重點建築,使北京的天際線看上去既很平穩,又有變化。北京城的外輪廓就是城墻。可惜這些後來都被破壞了。不少人説,北京蓋了那麼多高樓,看上去很像香港了。香港寸土寸金之地,不那麼蓋沒辦法。北京就沒這個必要。
我反對塔式住宅高樓的另一個原因是,塔樓的一層要住六家、八家甚至十家,因此只有少數幾家朝向好,而其餘人家朝向就較差了。你看我現在住的就是塔樓,領導上照顧我,幾間房都朝陽,可是有些住戶就得朝西或朝北了。我認為享受太陽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不能因為我們設計上的缺點而剝奪人家的這種權利。雖然法律上沒這方面的規定,但建築師要負起責任。現在上海進步很快,它提倡要蓋板式小高層,一般是八九層,一個電梯,服務兩家,從而保證了每戶都有良好的朝向和通風。
記者:您這些年一直在呼籲建高樓不等於現代化,您理解的“現代化”是個什麼樣子?
張開濟:一個現代化的建築就是要利用現代技術,滿足現代人民的需要。今天我們蓋新建築,就不必要太考慮傳統的因素。我個人的觀點是:從功能出發,形式方面要簡單,復古不是方向。我去過歐洲許多城市,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老建築都保護得很好,但旁邊的新建築卻沒有一個是倣古的,新的就是新的。我認為這是對的。因為一個建築的形式應該反映它所處的時代和地點。我看到現在有些城市蓋了一些倣西洋古典建築,這是非常錯誤的,因為時間地點皆錯位了。
一個傳統城市的建築主要可分三類:一種是古色古香的古建築,第二種是令人懷舊的風貌建築,第三類是讓人耳目一新的現代建築。這三種建築完全可以和平共處,這樣一個城市看上去才會是一個發展的城市,一個有生機的城市。
記者:可是現在我們看到許多城市正越來越失去個性。
張開濟:一個城市應有一個城市的風格。千城一面不是一件好事。我在外地看了不少中小城市,建築外墻都是白的面磚,窗戶是藍玻璃,從室內看,每個人好像都青面獠牙似的。我在國外看到它們那些小城市都非常優美,既保留了原來的風貌,同時又很現代化。可是我們的許多城市,原來的風貌沒有了,而現代化又不夠,這是一個悲劇。將來子孫後代的文化水準提高了,會罵我們的。
記者:那麼您看北京今後的建築應朝哪個方向發展?
張開濟:北京這些年城市建設比較成功的,一個是東方廣場的地下大街,另一個是像王府井那樣的步行街,我以為這是發展的方向。總的一個原則,就是要以人為本。街道也好,建築也好,主要是方便人,而不是為了讓人看了感到偉大,感到氣派,這種思想已經落後了。地面上的臺階應該取消,要搞無障礙設計,這是為了使老人、殘疾人一樣能走。過去認為臺階越多越氣派,這個觀念一定要改變。總之,建築也好,街道也好,它們的一個共同的設計原則就是一切都要以人為本!
徐懷謙/文 羅雪村/圖
《人民日報》(2001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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