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似乎離開我們很久了。一年前聽説他在寫研究廢名文學的博士論文，幾個月前看到他把長篇處女作《敵人》重新包裝出版，並且在封面上介紹自己已經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了。今天，在書店裏又看到他的一本隨筆集，頓時感到作為作家的格非已經死去了，剩下來的是一個研究小説的學者。這樣的結局恐怕連格非本人都沒有想到，生活的玩笑實在是有些過分了。

    　 作為一個曾經的作家，格非至今只有一個長篇《慾望的旗幟》可以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他的《敵人》作為一個長篇缺乏應有的節奏與力度，不客氣的説像一灘泥，而為他在文壇贏得巨大聲譽的《迷舟》與《褐色鳥群》，雖然具有迷人的玄奧色彩，但都僅僅是個中篇，因而展露的只是才氣，缺乏一個成熟作家應有的風範。不過，作為一個曾經名躁文壇的小説家在四十不到的年紀就遠離小説創作，躺在自己過去的成就上指點江山，似乎有些江郎才盡之嫌。

    　 那麼從文壇銷聲匿跡多年之後，格非的新著究竟怎樣呢？作為一個作家的隨筆集，這本名為《塞壬的歌聲》的書，大部分內容都與寫作相關。而且他本人在大學裏教的都是寫作、小説敘事學之類的課程，因此這本以研究小説敘事方式為主的隨筆集也可以算是對他這幾年研究成果的展示吧。集子分四輯，第一輯主要談作家與寫作、小説與記憶的關係，其中《小説的十字路口》提出了小説的敘事方法是回歸傳統還是在晦澀艱深、難以卒讀、追求陌生感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的問題，文中談到了兩個走折中道路的作家海明威和博爾赫斯，希望能由此提供一種左右逢源的敘事方式。但就這一點來説，沒有人比余華做得更好了，因此格非的問題，余華已經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了。

    　 第二輯主要從小説精神和敘事方式上談了幾個外國作家。他認為，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那個著名的開頭，“許多年後，面對行刑隊，奧雷利亞諾布恩迪亞上校準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正是在弗吉利亞沃爾芙《達衛洛夫人》中一個普通段落的啟發下創作出來的。比如他從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的開頭覺察到整個歐洲的小説文體正在發生著從傳統到現代的巨大改變，而這個改變僅僅通過這部小説的第一個字採用了“我”這個第一人稱來進行敘述，取代了過去那種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體現出來的。值得一提的是，格非做為一個先鋒作家，依然極為推崇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林娜》，被那種自然優美的形式，雍容大度的敘事，氤氳首尾的緊張感所吸引，可見格非的先鋒寫作並沒有從根本上傷害到他的閱讀，從閱讀上講，他依然是一個高揚傳統旗幟的讀者。

    　 而在第三輯中，格非探討了音樂和電影對自己內心品質的影響，這使我想起了余華的《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他們都從作家的角度談到了聽覺和視覺藝術對於文學的影響，從一個廣泛的意義上講，三者都屬於一種敘述藝術，它們在人的內心深處找到了共同的作用點，那就是人類的情感。小説的敘述節奏，以及通過讀者的想像造成的時空感與音樂和電影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因此一些傑出的作曲家和導演就成了小説家的老師，可惜的是格非的幾篇隨筆僅僅著眼於人物的介紹和感覺的捕捉，而忽略了音樂、電影與小説藝術的聯繫，從一個愛好者的角度來説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或者説小説藝術的研究者而言，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可以説，他在享受音樂的時候，忘記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小説家並且現在還是一個研究小説的人。

    　 格非把自己的博士論文作為第四輯收進了集子中，題目叫做《廢名的意義》。通過研究發現廢名小説中的一個段落往往就意味著時空的交錯和變幻，故事的敘述者在一兩個段落裏往往要交換許多次，這樣一個對小説藝術有著不懈追求和廣泛實踐的作家因為時代的緣故而被淹沒，卻在幾十年後被格非挖掘了出來，對於小説這門敘事藝術而言，實在是個萬幸之事。由此，格非作為一個小説研究者的意義也被揭示出來，他的責任將不再是創作，而是不斷的去發現早已存在的東西。因此，隨筆集《塞壬的歌聲》將奠定格非作為一個小説研究者的地位，而因為他過去有過從事真正意義上的小説創作的經歷，他的研究文章將不太會受到學院派研究方式的影響。

    　 我們可以放心的慶祝我們終於有了一個認真負責的小説研究者了，然而那個在《慾望的旗幟》中放射著旺盛創作力的小説家，是否就此隕落了？ （許志翔）

    　 （《塞壬的歌聲》格非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青年時訊》2002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