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老説小説是一門綜合藝術，其實它更應該是獨立的文本——不只是遷就影視劇算不上“獨立”，把哲學簡單地折胳膊折腿塞進文學，也是一種附庸。

    社科版的《敵人》是重新包裝過的寫于十年前的舊作，是格非的第一部長篇創作。有機會重新撫摩一個出色作家的出道之作，倒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體驗。

    《敵人》多少顯得有些遲滯和匠氣，似乎只有借助封底的內容簡介才能弄懂作者的苦心：一個家族莫名其妙地接二連三地遭厄運，幾代不得翻身。後被精通術數之人預先告知主人公趙少忠的長子趙龍的死期，“……然而趙龍在那一天並無任何死去的跡象、精神瀕於崩潰的趙少忠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一個因為極度懼怕命運反而要忍不住親手實現這個命運的故事——這種借助近於詭異的故事來試圖揭示某種哲學命題的題材，正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些努力開拓小説內容和形式的新銳作家們所偏愛的小説坯子。當人們接受了某種心理暗示時，寧願相信“天命”也不再相信自己，即使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去實現這個“天命”——應該説，這部近二十萬字的長篇在一直鋪敘著那些莫名其妙且接踵而來的厄運，積蓄起來的所有恐懼都應該在趙少忠動手的那一剎那！只是可惜得很，殺子的高潮是靠封底的內容簡介交代清楚的。

    這部長篇處女作的不足不只是最後的那個細節沒有交代清楚，它缺少的還有長篇作品應有的節奏感。它的主幹更多沉浸在一個畫面和一個畫面的展示中，畫面與畫面之間沒有波瀾也沒有因果，也因此缺乏牽引讀者繼續讀下去的動力。如果不是對小説腰封上那句“中國第一部神秘小説”的好奇，不是對格非的成熟之作《慾望的旗幟》的好感，相信，對於如此漫長的平鋪直敘，我是絕沒有耐心把它讀完的。

    記憶中，九十年代初並不是文學與影視發生第一次親密接觸的時期，卻是文學積極揣度影視劇的好惡成風的時期。不敢説《敵人》是為了主動俯就影視作品而做，但它的某些描述手法確實帶有其時主流影視劇創作風格的痕跡。然而，和影視劇的可以以各種手段“做假”相比，小説的心理描寫、節奏等諸多方面則是極要功力的，《敵人》在“恐懼”與“神秘”上的心有餘而力不足，恰恰因為這些方面比較乏力。

    長篇小説《敵人》，格非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北京青年報》 200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