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的世紀第一年的中國文學，並沒有在外部氣氛和輿論上搞得多麼熱烈和喧囂，但是，看上去頗有些平靜的文壇上卻又的確並不那麼平常。莫言的《檀香刑》、王安憶的《富萍》、唐浩明的《張之洞》以及“上海新批評文叢”等的出版，都應該説是這一年中文壇值得記錄的大事。而在這世紀之初，一批60年代以後出生的作家，尤其顯示了新世紀文學生力軍的強勁勢頭。

    　 王躍文自走上文壇以來，便一直專注于官場小説的創作。他已連續出版了中篇小説集《官場春秋》、《沒這回事》、《官場無故事》等。而他的官場小説並不一味地把那些官場故事寫得極端地撲朔迷離，或者全都是生死較量。他的小説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就是來源於其藝術上的真實性、精微性和深刻性。200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新作《梅次故事》，被認為是具有重大突破的現實主義精品之作，達到了中國官場小説的一個新的高度。小説既寫出了社會的官場，也寫出了“文化”的官場；既在社會大環境中表現官場，又在文化精神的大背景下表現官場，極其精微透闢地展示出了我國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多重影響下的官場現實與官場文化。

    　 虹影已被稱為“享譽世界文壇的著名女作家”，長篇小説《饑餓的女兒》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好評如潮。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對她作了這樣的評價：“強有力的作品。讀她的故事，你會發現你進入到一個苦惱靈魂深藏的真相裏。”虹影小説多以現實生活為素材，又不乏想像力，尤其有較強的理性穿透力。但是，也不能不指出，由於虹影小説較強的紀實性，也極大地限制了她的創作在文字表達上的空靈和飛揚。

    　 集作家、評論家和學者于一身的葛紅兵在這一年中可説是猛火了一把，先是學術文集《障礙與認同———當代中國文化問題》在書市熱銷了一陣，緊接著又出版人生隨筆集《現在活著》，並陸續出版了《正午的詩學》、《輕快的柔板》等文學批評專集，而《我的N種生活》則讓真正學者型作家的葛紅兵走進更廣大的市場。該書有很強的自我精神剖析和自敘傳的味道。《輕快的柔板》仍然把對20世紀的清算作為重要的一步。書中“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師”一輯，表達了他對20世紀文化成就的最後估價。葛紅兵不滿于錢種書的沒有創立思想的學問家，也不滿于魯迅的沒能夠建立體系的思想家，那麼，21世紀，有意識地體系化的文化與哲學的開創能不能從葛紅兵開始。2002年，葛紅兵即將出版的長篇小説《幻想三部曲》而《哲學人類學》一書，顯然會在文化思想上成為他所主張的文化建構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朱文穎的小説充滿靈性，意境超拔脫俗。被大陸評論界譽為“江南那古老絢爛精緻纖細的文化氣脈在她身上獲得了新的延展”，所謂“亦古亦今，古典的面貌凸現叛逆的質地”，張愛玲式的幽暗而落敗的高貴成為朱文穎小説的主調。長篇小説《高跟鞋》不僅充分體現了朱文穎的敘事風格，而且又有明顯的改變，作家自己認為：“我覺得自己變得有些尖銳了。生活裏有什麼東西進入了我的小説。以前我喜歡非常詩化的那些東西，唯美。這篇小説産生了變化。我看到了自己小説的另一種可能。”

    　 陳彤的散文充滿批判的銳氣，尤其是對e時代、數字化和網路化，陳彤對於一切流行和時尚的東西都能提出一針見血和出人意表地調侃和針砭。而2001年出版的長篇小説《風情萬種》，則以純粹現代的敘事結構和語言方式錶現了現代人的人格分裂、心理焦慮和精神困頓。小説以象徵的方法把現代生活比作打麻將牌，“一副牌可以韆鞦萬代地打下去，雖然牌都是那一副，但是常打常新。”而對完全世俗化了的日常生活，小説則入木三分地用其中的人物對話揭示道：“生活就是過日子，愛恨情仇哪抵得過柴米油鹽呢？”

    　 王彪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連續發表了兩部重要作品，一是長篇小説《越跑越遠》（《鍾山》，2001．3），一是中篇小説《地上七個人》（《花城》，2001．4）。這兩部小説對王彪創作來説無論在敘述方式上還是在藝術表現的著力點上，都有較大的變化，我將其大致稱作從“歷史敘述”到“人生解謎”的轉變。其實，王彪的小説首先就是敘述故事。所謂要尋找故事的謎底（“人生解謎”），也更主要的是作為結構小説的內線上索而已。小説的目的絕不是要尋求和給出一個最終的答案。卻又正是通過這種尋找的過程和故事的敘述，發現和表述了多種意義和謎底。王彪小説的變化我以為不僅僅是他對當年的先鋒姿態的一種自覺放棄，而完全是由於年齡的增長和時間的魔力，對他的理性思維有了進一步的開啟。

    　 葉開小説的引人注目只是近一二年的事，剛剛出版的中短篇小説集《秘密的蝴蝶》是對他前期小説創作的一個全面總結，而長篇小説《口乾舌燥》則又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小説以荒誕的筆調演繹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經歷，故事中展現了徐霞客所見所聞的名山大川、風土人情，但小説用更多的筆墨渲染了祖孫二人幾乎一致的性啟蒙史和性愛發展史。小説描寫景物或雄奇或靈秀，敘説人物行為荒誕不經，把二者融為一體，堪為絕妙。而且以徐霞客這樣的歷史人物為創作原型，也顯然是青年一代家在創作視野和題材範圍上的新的開拓。

    　 張者這一年的創作風頭正健。連續9篇“文化名宿專訪系列”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體，其中對周汝昌、賈蘭坡等文化大師的訪談與對話，使人們在精神上更加靠近大師，而他的兩個中篇小説《唱歌》和《找不到話説》都在文壇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已被多家權威雜誌反覆轉載。小説《唱歌》表現了“秩序的建造與毀壞”這樣的哲學命題，寫高校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靈魂的變異，其系列之作《跳舞》和《消滅》2002年也將分別在《收穫》和《人民文學》頭條位置同時登場。其長篇小説《校園》的出版，對於張者的小説創作將會推向一個小的高潮。

    　 劉亮程被稱為“20世紀中國最後一位散文家”和“鄉村哲學家”。他在農村的勞動之餘進行散文創作，幾乎所有文字都在寫自己生活多年的一個村子。在這個村莊裏，房子被風吹舊，太陽將人曬老，所有樹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生枝展葉。作者在現代物質化的世界不慌不忙地努力接近一種自然的生存。其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贏得了眾多文化人的喜愛。

    　 此外，魏微、李洱、西風易、東西、荊歌、淩可新、劉建東、劉燕燕等年輕作家都有較好的作品發表。其中李洱剛剛發表于《花城》第6期的長篇小説《花腔》更有一種不凡的氣度，頗值得一讀。

    　 這些青年作家為新世紀文學開了一個好頭，也預示了本世紀文學的主體力量必將以他們這一代為核心。從以上的掃描來看，長篇小説已經成為這一批作家熟練自如的文本體式，標誌著他們的創作水準的整體成熟。而且就在下一個年份，還大多會有更優秀的作品問世。(郝雨)

    《青年時訊》2002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