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1968年生,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現為時事出版社副編審。主要從事文化散文和思想學術隨筆的寫作。已出版個人作品集12種,代表作《行走的祝勇》、《你有權保持沉默》。)
我的職業是出版社編輯,平時工作很忙,所以寫作不在我的生活中佔據核心位置,也就是説,寫作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所佔的時間比例很小。我這樣説,並不意味著我不看重寫作,恰恰相反,寫作在我心裏佔有神聖的地位,只是靜下心來寫作的時間少得可憐。我的寫作時間完全靠擠,一般是在夜晚、週末,或者假日。我放假一般不出門,假期對我來説只意味著擁有了完整寫作的時間。寫作的時候,是我身心最愉悅的時候,儘管寫作的過程常常很痛苦,但是同時也沒有任何快樂能取代這種快樂。
由於我主要從事的文體是散文隨筆,所以寫作的速度完全不是勻速的。有衝動就寫,沒有就乾脆不寫,沒有什麼硬性的要求,也沒有細緻的時間表。可能會有一段時期圍繞一個大的主題寫,但也是興之所致,從不強迫自己,絕不像工廠生産産品那樣定時定量。由於寫作時間少,所以我下筆儘量謹慎,有的甚至在心裏醞釀了許久才動筆。這種醞釀不是打腹稿,而是一種心理上的準備。總的來講,我的寫作速度比較慢,有的時候一兩個月不寫一篇,但有的時候一個星期內能寫兩篇萬字以上的長文。
我感覺自己越寫越自信。(自我感覺良好而已。)有時苦於寫作時間太少,很想換個輕閒的單位,可以整天讀書寫作,可惜輕閒的單位一般都不需要我。遊手好閒的夢想無法兌現,就只好去作當代阿Q,覺得像現在這樣擠時間寫也還不錯,物以稀為貴,或許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對寫作的渴望。
鄭春華(女,回族,少兒社編輯。1980年開始兒童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貝加的櫻桃班》(已再版)、《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門上的小房子》等,獲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獎、全國優秀圖書獎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許是因為童年時代對母愛和父愛的缺少和不滿足,使我這份失落的情感最終停靠在一隻不滿一尺高的布娃娃身上。我對它如癡如醉,終日沉浸在一個“好媽媽”對一個“孩子”的無比疼愛之中。現在明白那時的我,是在通過自己想像中角色的轉變,來滿足和補償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饑渴”。沒有想到二十年以後這一童年情結,演變成我對幼兒文學的如癡如醉,現在每當我完成一篇作品以後所獲得的快樂,便與當年我給布娃娃精心縫製好一件小衣服時的快樂是一樣的。講這些,最終是為了説明我寫幼兒文學的目的,它可以説是沒有的,可以説是喜歡,可以説是童年情結的延續……而在它的背後,是永遠潛在著的渴望母愛和呼喚母愛的原動力。所以説,我對自己的創作想得很少,因為我是在為滿足“自己”而自然創作,好像童年的那份饑渴永遠留在了心裏。相反,隨著我為人母的時間越長,我想的更多的是“我是一個好媽媽嗎?”我無數次地這樣問自己、問孩子。坦率地説,我對當今的教育制度(家庭與學校)是很不滿意的,我深深感受到獨生子女的雙重無助與孤獨。所以我的寫作又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對今天孩子的補償,這使我的作品總是陽光燦爛,總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總是“美化”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失誤”……我企盼他們能通過我的作品獲得他們所希望的母親、父親和老師!
劉一達(筆名達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在《北京晚報》記者。他的衚同系列叢書使人們對了解北京人和衚同文化多了一道文化風景。)
我有兩個觀點。一是作家應深入生活,反映時代;二是真正的作家應沉下心來,用心血寫作,不被利益驅動。我在《北京晚報》當一線記者,每天都到小衚同採訪。曾經也打算當職業作家,但是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鮮活的東西,促使我還是要當記者,因為記者直接接觸每天發生的新聞,對於文學創作可以積累更多的素材,使我寫的東西能更加貼近生活,把握時代的脈搏。作為作家,不該關在書齋裏,躲在屋裏淺唱低吟,而是應該反映時代,反映百姓的喜怒哀樂。有一些文學作品百姓不愛看,不是因為圖書市場疲軟,也不是百姓不愛看書,而是作品本身的問題。每年出版上千部小説,有幾部能流傳下來?包括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而我們現在的書,大多帶著一些商業氣息,讓人過眼就忘。
我們這個民族實際是上一個容易健忘的民族,作家應該有歷史責任感。我喜歡衚同,就是在尋求記憶。這種記憶和生活是密切相關的。人們的生存狀態發生大的變化,思想也發生巨大的衝撞,有很多東西需要作家來挖掘。現在是文學嘗試和積累的階段,我計劃用幾年或十幾年寫一部真正有厚重感的作品。
王芫(女,山東人,1966年出生於北京。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2001起,北京作協簽約作家。作品有散文集《你自己的真理》、長篇小説《什麼都有代價》、中短篇小説集《口紅》等。)
我每天坐在電腦前左顧右盼洋洋自得。坐在電腦前,顯得了不起,這一心理刺激了我的寫作。寫出來的文字直接就變成了印刷品,這一前景也給了我極大的鼓舞。不管出於怎樣的動機,事實上我現在已經走上文學道路。成為北京作家協會的簽約作家則意味著我已成為專業選手。除去外出開會、辦事之外,我每天都要坐在電腦前寫作。我很滿意這種生活狀態,但是卻不滿意我寫出的作品。因為一旦進入專業作家的角色,我就會不自覺地拿自己的作品與好作品進行比較。以前身為業餘作者,寫作只是出於愛好。就象有人愛好打網球,有人愛好搓麻將一樣,我愛好寫作。一個愛好打網球的人並不非要進國家隊不可,只要每星期打上二、三次,滿足了自己的願望即可。但一旦成了專業選手,進了國家隊,那麼除了愛好之外,最大的願望就是上進。我也是如此。為了知道什麼是好作品,最近我在大量讀書。説來慚愧,我都快成中年作家了,很多文學名著竟從來沒讀過。當然也有年輕時讀過現在又重讀的,重讀的時候有全新的感受,也竟如同未曾讀過一般。在文學大師面前,我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有些不足似乎可以通過勤奮彌補,有些卻似乎註定非人力所能為。果真如此嗎?這是我現在最大的困惑。
俞白眉(西安人。大學念電腦軟體,後來在一個電腦研究所編了四年程式。辭職。現在北京以寫電視劇為謀生手段。)
以前是軟體程式員,在研究所工作,有穩定的收入。我現在已經不從事電腦軟體工作了。我想如果就現在這樣子,靠寫東西還能生存下去的話,我是不大願意再回頭去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我不是有遠大理想抱負的人。我甚至有偏見,對有遠大理想抱負的人心存敬畏——既尊重他們對人生方式的選擇,同時因為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有壓力,我會努力和他們主動拉遠距離,呵呵。
對我而言,現在時的生命價值絲毫不低於未來時的生命價值。我因此希望自己能夠從事讓自己充實而且快樂的事業。比如到目前為止,寫東西是讓我享受的事情,我就先這麼著寫下去吧。能幹點兒愛幹的事情還能順手掙錢養家糊口,挺幸運的了吧。
當然人總應該有點信仰。老這麼著寫東西需要老琢磨事兒,三琢磨兩琢磨,人常常會自以為看懂了什麼而變得疑慮多多。那該是痛苦的。我選擇的平衡點就是乾脆去信仰簡單的凡俗快樂,比方家庭,比方天倫之樂,比方和朋友喝酒。娶妻生子就是我的理想之一。別人怎麼來,我也怎麼來:現在找個好老婆;三十歲的時候為稻梁謀;四十歲的時候發愁子女教育;五十歲的時候操心孩子上什麼大學合適;六十歲的時候開始面臨老婆更年期的挑戰;七十歲的時候可以喝壽酒,和老哥們下象棋打麻將度日;八十以後是老同志了嘛,愛誰誰。
寫作説到底就是寫作,與網路無干。在網路上我有點擊量高的文字,也有寫出來很少人看的東西。前者未必是好的,後者也未必糟成一團。所以我説不好網路寫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如果是從作品成功與否來説的話,我們可以説寫作如何,不必説網路寫作如何。我希望我的文字老實,筋道,不説廢話,不指天畫地。有時候還喜歡開開玩笑,鑽出文字擠擠眼睛透一口氣。我希望我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文字。因為我眼高手低。呵呵。
魏微(女,生於1971年,江蘇人,現居南京。1994年開始寫作,1997年在《小説界》發表小説,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學》、《大家》、《北京文學》、《青年文學》等刊發表小説數十萬字。小説《在明孝陵乘涼》入選“當代中國文學排行榜”,為“七十年代以後”代表女作家之一。)
我熱愛寫作,可是即便在很多年前,我還是文學青年的時候,一個詩人跟我激情澎湃地説過,他是拿寫作當生命去對待的,如果不寫作他就會死。我很不適時宜地笑了。我不以為我會為任何一樣空洞的東西去死,這其中包括理想,愛情,寫作。我想兼得,有些東西是可以兼得的;在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我選擇活著。我愛惜生命,像一切愛惜生命的人一樣,我沉迷于日常生活裏的各種細節,我懂得它,並知道怎樣去享受。
活著真是一件迷人的事情,即便瑣碎,平凡,可是生之燦爛。
我想,假如我不寫作,我現在就是個簡單的日常女人,也許是個上班族,也許是個白領;我結婚生子,為各種相干的、不相干的事情忙碌著,焦頭爛額。可是在某一瞬間裏,也會有生的愉悅,突然襲擊了我,讓我的身心裏有陣陣歡喜。
而現在,我在寫作,我也覺得很好。我從不以為,寫作是特殊的、大於日常生活的;我不認為它是理想。對於我來説,它是職業。我靠它養活自己,拿稿費和版稅。有人介紹我説,這是作家,我就會糾正説,我是職業女性。我很高興自己對寫作有這樣冷靜的、公正的態度。我不想拔高它。
我想,我惟一值得慶倖的是,我的職業是我所擅長的、喜歡的;我在這裡頭翻跟頭,天馬行空地行走,雖然勞累,單調,可是我覺得愉快。——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好運氣。
丁麗英(1966年生於上海。1989年上海財經大學會計係畢業。1986年開始寫作,1997年成為自由撰稿人專事寫作,1998年獲劉麗安詩歌獎。2001年出版長篇小説《時鐘裏的女人》,短篇小説集《孔雀羽的魚漂》)。
十幾年前,我剛開始寫作那會兒,根本沒有好的條件。那時我工作的辦公室,因為是財務科,怕失竊,所以窗戶上每隔兩寸就安插一根鋼條,水準方向上也是如此。柵柵欄欄的,很難看,有種蹲監獄的感覺。那間辦公室裏擺著掉了漆的笨重辦公傢具,暗黃的帳簿,裝釘用的鑽孔機,以及盛憑證單據的木匣子和銹跡斑斑的保險箱,還有戴著袖套籠、表情嚴肅的同事們,他們用特細鋼筆記帳。靜寂中,不時傳來激烈的算盤珠子聲,踢踢啪啪,敲得人心裏直髮慌。每當我站在窗前眺望,也只能看見江灣體育場那高聳的照明燈架,孤零零的,仿佛一隻發不出聲音的話筒。四週全是灰灰的平房和堅硬的圍墻。而在室內,你竟可以一年四季觀察同一隻蜘蛛在墻角,如何辛勞地吐絲,如何織網,如何悠閒地繁衍後代。
就是如此單調乏味的生活。這樣苦苦地掙扎,猶豫,徬徨,後悔,幾年下來一事無成。終於有一天,我對自己説該下決心了,要不,一切都將太晚。於是我離開了單位。我知道這是在對自己下毒手。我不給自己留有退路。你看,雖然我如願以償了,但我現在過的這種生活,我早就嚮往的生活,竟是一種沒有了退路、窮途末路的生活。很少有人願意嘗試。我將不得不面對窘迫的經濟壓力,感受一種體制外的無安全感。
我借了一間房。每天早晨帶上包和一隻不銹鋼杯子,騎一輛破自行車來這兒寫作。杯子裏盛的是午飯。零食或水果都不帶,是為了避免可能有的分心和貪婪,因為其中任何一條原因都會導致體重的增加或寫作的半途而廢。我可不想那樣。我甚至還鄭重其事地把這裡命名為工作室,把自己弄得像一位藝術家。過去對作家的印象可不是這樣。過去作家只需要一支筆和幾張紙。現在兩樣了。我們都習慣用電腦和印表機。每天寫完的東西都要列印出來,或者存在磁片上帶走。為了保住勞動成果,一些措施還是必要的。我的工作作風仍然嚴謹得像個財會人員,時刻做好電腦被毀的最壞打算。
從家裏到這兒來的路上,總經過一家冥紙店,門口擺著一個點心攤。在“壽衣香燭的幌子下,蔥油餅生意竟十分紅火。我總是一塊錢買兩個當作早餐,同時想像著,無數鬼魂正簇擁在攤前,無形中早已分享了我的食物,不禁慌恐、多疑起來。這種感覺也是離開單位以後常有的,失道寡助似地,不免把前途想得有點暗淡。
反正一個人只能選擇一種生活方式,我想,這一點我並不後悔。其實它也沒法後悔。我不可能選擇第二次,從頭再來。我並不羨慕別人在外國的露天咖啡館寫作,雖然很有風情,但我想那會很吵,很不適合我。寫作是一樁進入到內心深處的工作,每當埋頭在裏面的時候,外界對我來説幾乎是密閉的,連視線和打字的手都沒有注意到它們在移動。所以我需要四週有一個絕對安全的空間。鐵門反鎖著,看不出裏面有人,也不放任何音樂,不發出任何聲響。靜謐。安寧。絕對地見不得人。我樂意這樣一如既往,佔據自己身體一樣佔據這種生活,我希望自己因此也變得純粹起來。每當幸福的靈感降臨時,我就能幸運地率先捕獲它,用的是如此古老又如此絕對的方式。
周曉楓(1969年生於北京,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做過數年兒童文學編輯,後調入北京出版社。主要作品:《上帝的隱語》和《鳥群》)
成長過程中,孩子有過許多榜樣。我心暗許的有過高大威猛的英雄,也有閒雲野鶴的散仙,各色人等,沒有定勢,而且相互之間有時立場對立,既説明我相容並蓄,也説明我想法沒準。好在近年來,最令我折服的形象日漸穩定:那些運筆疾馳得像在速記、讓報刊雜誌立等可取的寫作者。
如同讚嘆上帝,人們更願意唱頌那些自己不具備的美德和能量;通過我的欽佩對象,你可以準確判斷出我的蝸牛步伐。是的,我染上了惡習k k當準備寫作,即使只是一篇檢討,我也無限挑剔:我要求天氣雲淡風輕,周圍荒無人煙,自己的情緒無喜無憂,胃口不饑不飽……沏一杯咖啡,穿舒適的拖鞋,緩慢地構思。我的家人對我的作態極為反感,因為他們必須像竊賊一樣躡足行走,一旦不慎打嗝放屁,就會遭到劇烈反應k k我咆哮著衝出書房,臉色鐵青。他們憤憤不平,寫作怎麼了?沒聽説這麼事事的!眼見又是溫度計又是量杯地折騰,還以為要做什麼化學實驗,其實不過是對一口可以馬上喝的水,至於嗎?我也氣急敗壞,因為剛才的功夫全白搭了,要重新花費漫長時間來鋪墊心境,平息下來,然後徐徐地,徐徐地……但願我一直支愣著的耳朵別再捕捉到什麼動靜。
一個朋友直言我的毛病都是生生讓自己給慣出來的:人家在廁所裏都能寫詩,你非得進太空艙;都是伺候人的命,憑什麼你就以為自己是王母娘娘的使喚丫頭,拿自己當個仙女似的愛惜?我承認她説得有理,誇張的儀式感已經傷害到寫作本身。我不僅産量低下,一年寫不了萬把字,而且氣脈常常難以貫通,最後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句子上k k整體感欠佳,誰都看得出文字背後是一個修辭愛好者在那裏興致勃勃地擺弄零件。可是怎麼辦呢?克服缺點的難度總是大於培養優點,尤其是我這樣一個長期不忍對自己下手的人。
因為仰賴環境的配合,進而也使我把寫作當成一種天賜,它像美妙的內心音樂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才能降臨。一個過分期待靈感的人往往缺乏寫作自覺,也難於以飽滿的職業狀態進入寫作領域k k什麼是職業?就是到點就上班。我明白,我業餘,我自卑。偶爾寫了還説得過去的散文,我覺得自己像那個被幸運意外光顧的拾兔者k k這只靈感的兔子不是我生,不是我養,感謝老天讓它偏偏撞上我的門牙。從此,樹下日復一日我滿懷希望地等待,也許將在徒勞消耗中了度殘生。同樣的機會,別人卻受到啟示,做出另外安排,他們開辦養兔場,大量繁殖,供應市場。我眼紅,我心涼,我愛恨交織。我繼續等,安慰自己這是從容;嫉妒的同時我還勸自己別把養殖場的兔子放在眼裏,我希望自己這麼隆重等待的下一隻兔子終會出現,它是珍稀品種,最好打高處不勝寒的月亮那兒來。
邢育森(博士,網路寫作者,網站製作人,天天的父親。已近而立之年,現于北京謀生。出版作品:長篇小説《網俠》、《極樂世界的下水道》,小説集《當我再也無法離開》、中篇小説《活得像個人樣》。)
自幼雖聰穎超群,後天卻被教化日漸愚鈍,幸堅信天道可酬勤,勤亦可補拙之理,努力奮鬥而不敢稍有懈怠。出身於郵電大學,沉迷于網際網路絡,曾在網路空間舞文弄墨寫些文字,進而與志同道合夥伴共創興趣事業。去者逝矣,時不我待,繼續上路,低頭前進。
我學理工科出身,在校園裏晃蕩了整整20年,博士讀完了就搞技術,沒離開電信和網際網路這個圈。寫作是愛好,放棄不了,在網上寫東西挺爽的。就是寫自己想寫的那些文字,有專業和職業養活自己。2000年網站紅火的時候,也搭車風光過幾個瞬間,現在都老實了。
明年就而立了,兒子兩歲,叫天天,熟點的朋友都知道我愛他,掩飾不住。在北京跟特好一哥兒們叫俞白眉的一起租房子住,都不善於經營生活,簡單得有些粗糙,好在很是快樂,而且正在改進。
不怎麼在網上泡著了,沒以前那麼有意思。出了書了,逮誰送誰。搖滾給我很大的內心力量,好多作品是聽著音樂寫出來的。自己的性情就那樣,沒怎麼大喜大悲,有什麼事,默默一扛,也就過去了。
買房買車出國旅遊,我們這麼大歲數的人,恐怕都在琢磨這個。早早晚晚的,總能弄踏實。寫小説就是為了多活幾回,不能讓想像力總閒著。寫完扔到網上,自己悶頭去睡,就不用管,回頭天上愛掉什麼掉什麼,沒餡餅別的也能將就,不挑。
肖鐵(北京市人。1979年8月生。中國作家協會目前最年輕的會員。現為北京大學學生。曾出版長篇小説《轉校生》、作品集《成長的感覺》,並有作品翻譯成德文介紹到國外。)
我覺得日子過的越來越有條緒,也可以算是循規蹈矩,上課、進圖書館、背單詞、聽打口帶、順序不太一樣,但內容就是這些了。週五或者週六回家,聽父母告訴我這一週幹了什麼,一起看VCD,吃水果。覺得日子就是這樣,很難説有什麼特別。回過頭看,會覺得日子像水被吸進土壤裏濕乎乎的一片卻理不清頭緒。
再有的樂趣就是買打口帶,一週一次,也有買到糟泔的時候,音樂響起來,便等著下一首會變好一點。想讀漂亮的小説,讀到後總要興奮地告訴幾個有同好的朋友。出版卡爾維諾的書後,大家都去買,第二天上課便紛紛表示服了,説“卡爺……”至於未來,卻不像以前那樣敢説了,總覺得能夠決定明天幾點起、吃什麼、讀什麼書,而至於明天自己真的會怎樣卻沒有把握了,想出來的不如做出來的。不過真的想寫一個長篇小説,開了個頭,兩萬字,寫小時候,想寫《瑞典火柴》那樣的小説,總覺得自己小時候還沒有寫乾淨,總覺得小時候的人和物清晰的不得了,漲在腦子裏。所以想有一大段空余的時間來寫小説,聽音樂,聽音樂,寫小説,不用考慮時間。
祁又一(1982年出生。初中畢業于44中,與王朔是校友。2000年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同年保送北師大中文系,主編《全國重點院校免試入學新生作文選》。目前蹺課在家創作,喜歡漂亮姑娘、音樂和北京的夏天。)
有時候我想,我為什麼寫小説呢?這麼做似乎沒什麼意義:我想表達的東西,在表達的過程中要克服巨大的困難,即未必有那個閒心搭理我;更何況,在如今這個欣欣向榮的時代裏,還有多少人願意看正經小説呢?大家更願意花錢買點簡單過癮的東西,再不然買點有助於發家致富的東西,總之沒人願意花錢買些勸人從良的玩意,尤其是當這個東西十分無趣的時候。
這種現象常常令我感到絕望,因為我的理想之一就是一輩子寫正經小説。現在我天天不去上學,泡在家裏寫小説,目的正是用實際行動向我的理想大踏步前進。説實在的,目前小説的狀況令人擔憂,傳統意義上的嚴肅小説已經不能適應時代,必須有一種求新求變的精神才可能搞出好東西。這個新東西必須好看——好看才是最主要的,其次才是一本好小説其他方面的要求。必須給小説包上一層漂亮的“皮”,讓所有看書的人都不覺得煩,你可以在那張漂亮的“皮”底下藏刀子,但是必須藏得夠好,不能讓人第一眼就看出來。
目前我最苦惱的事有兩件,一是正在寫的長篇有些段落達不到“好看”的要求,這問題我正在邊寫邊改,我相信蒼天不負有心人,早晚有改完的一天;第二件艱巨一些,我擔心這書賣得不好,果真如此的話可要了我的命——現在的漂亮姑娘都喜歡嫁MBI還有“IT精英”,寫小説的社會地位如同二道販子。這個二道販子生意好點尚可,要是某位二道販子的貨沒人買,那他可完蛋了。
張浩(出生於60年代末,現在京專業撰稿,已出版社科書籍約2000萬字。)
我曾嘗試過給報刊雜誌寫稿,很辛苦,也不穩定。現在主要寫實用方面的社科書,跟隨市場走,收入穩定,對自己的生存狀態也還滿意,我想會一直這麼做下去。我比別人勤快,幾乎每天熬夜,白天聯繫發行、跑出版社,但我的興趣是搞純文學創作。我一直很想清清靜靜地寫詩。在意象的遠空,心中無塵。詩歌一直伴隨著我人生最美麗的年華,已經有十餘年了,可我卻是游離于詩壇的詩人,沒有精力和實力為詩歌命名。可我一直靜靜地關望著詩壇,懷著敬畏與深愛……
《中華讀書報》200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