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有位退休的教師朋友拿了幾張紙送我,説是推薦我看這篇文章,這就是龍應臺的《在迷宮中仰望星斗》一文。這位朋友一生與年輕學生打交道,他對龍文所提出的人文素質問題頗有同感,於是一次次向周圍朋友分送文章複印件。
《迷宮》一文,是龍應臺在台灣大學的一次演講,與一般演説相同,龍女士有感於台灣政治和文化的不協調,於是告誡未踏上社會的年輕學子,不要把人文知識當成人文素養,後者須有一個終極目標貫穿,那就是“對人的關懷”,這被歷史所證明。她舉了二戰時德國納粹的例子,有些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犯,他們是哲學博士與藝術專家。龍女士倡導人文素養的聲音,竟然越過台灣海峽,引起祖國大陸教師的共鳴,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台灣對龍女士有個綽號叫“龍捲風”,此風刮向大陸,常常有不小的聲響,激起陣陣漣漪。那是特別的大膽?還是目光銳利?當讀了她近作《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後,似乎有所感悟。
在龍女士結集的這兩本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文化”這個詞。的確,文化一詞在龍女士眼中,不是空洞的説教,迂腐的教條,扮相的油彩,身份的證明,愛國精神的徽章……文化是“對人的關懷”,惟此,它才能成為認識世界,判別事物是否順應時代、符合潮流、追趕進步的一把尺子。她用這把尺子,在瑞士世界筆會上,看到了歐洲中心主義思想氾濫下,“白種人”作家的自高自昂,非白種人作家的自卑與委瑣。用這把尺子,她站在耶路撒冷的土地上,面對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互相殺戮,血海深仇,感到一種無名的恐懼與無奈,於是有了這樣一段讓人讀後感到徹骨寒氣的文字:“月光籠罩下的耶路撒冷,迦南,寧靜得像雪中的鵝毛飄下。”有了這把尺子,面對倒塌已久的柏林墻,她看到東西德完成統一後,兩邊人民心中的傷口沒有縫上,精神治療將是個長期的過程……龍應臺的文章頗似她的綽號,忽而卷向東邊,忽而刮向西邊,德國、古巴、上海、北京、台灣,來回穿梭,行色匆匆。但正是行萬里路,有了比讀萬卷書更開闊的視野。她行色匆匆地觀察文化,頗有當年魯迅寫雜文的技巧,抓住具體的、富有特徵性的細節,讓讀者有真實的觸摸感。在與曼努爾的一次談話後,她寫出了底層民眾社會狀況;從黃土高原公共廁所中坑與坑的一堵矮墻,她引出了市民的公共空間與街頭巷議。在龍女士的筆下,人的文化印記,不是形而上學的高調,它瀰漫散落在百姓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抓住每一個真實的細節,從中發掘其歷史與現實的內涵,便是龍女士的文化思考。
龍女士的文章讓人想起幾年前我們有過的一陣文化熱。當年知識界幾乎以不談文化為恥辱,但是當搬弄完概念,學完幾個西方新名詞之後,今天還有幾個人在關心文化的本質呢?當然更談不上將它作為一種人生的立場。
龍女士寫過這樣一個故事,一株從湖北帶往歐洲的翠竹,與那裏先前移到海外的竹子一起開花了。竹子開花是瀕臨死亡的警告,龍女士由此想到,那花中一定會蹦出種子,在肥厚的土壤中,來年定會發出千千萬萬蔥綠竹叢。
其實,龍女士的文化聲音,也是一根開花的翠竹,它會蹦出種子,發出一片蔥綠的竹叢。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9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