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有位退休的教師朋友拿了幾張紙送我，説是推薦我看這篇文章，這就是龍應臺的《在迷宮中仰望星斗》一文。這位朋友一生與年輕學生打交道，他對龍文所提出的人文素質問題頗有同感，於是一次次向周圍朋友分送文章複印件。
《迷宮》一文，是龍應臺在台灣大學的一次演講，與一般演説相同，龍女士有感於台灣政治和文化的不協調，於是告誡未踏上社會的年輕學子，不要把人文知識當成人文素養，後者須有一個終極目標貫穿，那就是“對人的關懷”，這被歷史所證明。她舉了二戰時德國納粹的例子，有些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犯，他們是哲學博士與藝術專家。龍女士倡導人文素養的聲音，竟然越過台灣海峽，引起祖國大陸教師的共鳴，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台灣對龍女士有個綽號叫“龍捲風”，此風刮向大陸，常常有不小的聲響，激起陣陣漣漪。那是特別的大膽？還是目光銳利？當讀了她近作《百年思索》和《我的不安》後，似乎有所感悟。
在龍女士結集的這兩本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文化”這個詞。的確，文化一詞在龍女士眼中，不是空洞的説教，迂腐的教條，扮相的油彩，身份的證明，愛國精神的徽章……文化是“對人的關懷”，惟此，它才能成為認識世界，判別事物是否順應時代、符合潮流、追趕進步的一把尺子。她用這把尺子，在瑞士世界筆會上，看到了歐洲中心主義思想氾濫下，“白種人”作家的自高自昂，非白種人作家的自卑與委瑣。用這把尺子，她站在耶路撒冷的土地上，面對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互相殺戮，血海深仇，感到一種無名的恐懼與無奈，於是有了這樣一段讓人讀後感到徹骨寒氣的文字：“月光籠罩下的耶路撒冷，迦南，寧靜得像雪中的鵝毛飄下。”有了這把尺子，面對倒塌已久的柏林墻，她看到東西德完成統一後，兩邊人民心中的傷口沒有縫上，精神治療將是個長期的過程……龍應臺的文章頗似她的綽號，忽而卷向東邊，忽而刮向西邊，德國、古巴、上海、北京、台灣，來回穿梭，行色匆匆。但正是行萬里路，有了比讀萬卷書更開闊的視野。她行色匆匆地觀察文化，頗有當年魯迅寫雜文的技巧，抓住具體的、富有特徵性的細節，讓讀者有真實的觸摸感。在與曼努爾的一次談話後，她寫出了底層民眾社會狀況；從黃土高原公共廁所中坑與坑的一堵矮墻，她引出了市民的公共空間與街頭巷議。在龍女士的筆下，人的文化印記，不是形而上學的高調，它瀰漫散落在百姓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抓住每一個真實的細節，從中發掘其歷史與現實的內涵，便是龍女士的文化思考。
龍女士的文章讓人想起幾年前我們有過的一陣文化熱。當年知識界幾乎以不談文化為恥辱，但是當搬弄完概念，學完幾個西方新名詞之後，今天還有幾個人在關心文化的本質呢？當然更談不上將它作為一種人生的立場。
龍女士寫過這樣一個故事，一株從湖北帶往歐洲的翠竹，與那裏先前移到海外的竹子一起開花了。竹子開花是瀕臨死亡的警告，龍女士由此想到，那花中一定會蹦出種子，在肥厚的土壤中，來年定會發出千千萬萬蔥綠竹叢。
其實，龍女士的文化聲音，也是一根開花的翠竹，它會蹦出種子，發出一片蔥綠的竹叢。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9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