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熱，在空調的冷氣中讀書，讀台灣女作家龍應臺的《百年思索》、《我的不安》。讀之前，我站在上海書城看龍應臺簽名售書。清瘦，休閒的白襯衣在身，溫和地抬頭低頭，交談，寫字，短短的每一個鏡頭，是書中針砭時弊的龍應臺嗎？文辭犀利，龍應臺一貫的風格竟不是現實中的自己，我想起了書中她會有的情致之筆和她的母親情結——寫作的休息間隙，走到廚房為兩個兒子煎雞蛋。這些，是不是可以解釋那一刻的龍應臺？應該可以。我繼續翻閱。

    書中，龍應臺關注的問題宏大，《政治人的人文素養》、《走過疲憊的巴基斯坦》、《巨人之死——記以色列總理拉賓》、《德國，在歷史的網中》、《清理過去的黑暗——我看海牙大審》……很多，如書的名字——《百年思索》、《我的不安》。但我，翻閱過，重又回味的是書裏的最後部分，那些寫龍應臺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南部來的女孩》。從這兒，我看到了龍應臺的軌跡。海邊、織網，她視線中母親的形象，還有當警察的父親，她從這個家中出來，乘車去台南市考中學，直至考上。少女時代的龍應臺，和“兄弟們推著單車上街，騎騎走走。海風襲來，挾著濃重的鹹腥味，空地上晾著幹魚和鯊魚翅”。南部，等待大學發榜的時候，她以為自己能考去台北，但沒有，她走進的仍是南部的大學。我在想我對這個南部細節的觸動。在中國，從西南走入上海的我，看到龍應臺敘述“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的情形，心裏竟有了共鳴。我懂一個來自邊遠之地的人面對繁華迷離的困惑。這個差距，需要多少的時間在心理上進行調整？

    看看她筆下的這個情形：“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説要讓我認識台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黢黢的咖啡館裏，裏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只覺得不停地踩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我怎麼表現不記得了，只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將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説：‘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麼那麼——”話沒有説完，但我明白它的涵義。我用12年慢慢理解上海。龍應臺呢？她一直走到了國外，終於，站在更廣闊的文化熏染中再回看台北時，她已經可以平視它——用她的書、她的思考。平視的結果：她被請回台北，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很巧，我在她上任不久後去了台北，我在電話裏採訪她，這是1999年12月，一個世紀即將結束。我靜靜地在電話這頭聽，聽了半個小時，那時，我沒有看過她的這篇文章，我不知道由她來管理台北的文化有這麼一層深意。

    我翻到了那篇《迷陽，是荊棘——與我的讀者暫別》。記得當時，我問及的是她還會不會繼續寫書，會不會有所改變？她笑了，聲音柔和地傳過來，如我看到的簽名售書的情景，答：“會有所改變，但也會繼續寫書。我的任期是4年。”很怪，這4年的概念讓我有一絲遺憾——4年，浸入官場的她會消滅掉自己嗎？現在，這個遺憾當然沒有了。龍應臺，這個當年南部來的女孩，已經在《與我的讀者暫別》一文中回答了人們：她不會失去獨立精神，她不是為自己，甚至也不儘是為眼前的人民，她是在面對歷史。就在那晚，我知道她的文化計劃中，溝通兩岸的交流是其中之內容。從我，那極其個人的角度，感慨的是南部女孩最終的優秀。

    上海，她在今年炎炎的6月而來，坐著簽名的時候，我站在邊上一直看，看不出她有官氣流露，她堅持住了自己。圍觀的人們被不時驅趕，她抬起頭，説沒關係，他們可以看。“做官就是擁有一種做事的權力，但寫作可以影響很多人的思維。”無疑，那些擁聚而來的人，正是被龍應臺的書影響著的。一個很小的女孩遞上了書，龍應臺拉著她的手，女孩的母親站在後面。顯然，小女孩現在還讀不懂龍應臺的書，但她母親的心願如此明瞭：浸染智慧之中，讓孩子欣賞優秀；而我，知道她此行已經在實施那個計劃：用文化溝通兩個城市——上海和台北。《台灣文化政策與世界華文版圖》、《看不見的城市——上海台北城市文化比較》，兩場演講，她在敲上海的門呢。我就有一種預感，這個南部來的女孩，會用她獨立官員的文化政策，完成一個探索。

    最後，我再讀的是書中的《彼黍離離》。它寫的是晚上，總是在10時左右，龍應臺走出家門，踩著極大的步伐，往草原而去。夜空、草原，龍應臺面對的不是博大是什麼？由此，我懂了這個南部女孩為什麼會成功。很長的時間，她旅居德國，關注世界的筆觸，已經引領讀者走入了多元文化……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