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熱,在空調的冷氣中讀書,讀台灣女作家龍應臺的《百年思索》、《我的不安》。讀之前,我站在上海書城看龍應臺簽名售書。清瘦,休閒的白襯衣在身,溫和地抬頭低頭,交談,寫字,短短的每一個鏡頭,是書中針砭時弊的龍應臺嗎?文辭犀利,龍應臺一貫的風格竟不是現實中的自己,我想起了書中她會有的情致之筆和她的母親情結——寫作的休息間隙,走到廚房為兩個兒子煎雞蛋。這些,是不是可以解釋那一刻的龍應臺?應該可以。我繼續翻閱。
書中,龍應臺關注的問題宏大,《政治人的人文素養》、《走過疲憊的巴基斯坦》、《巨人之死——記以色列總理拉賓》、《德國,在歷史的網中》、《清理過去的黑暗——我看海牙大審》……很多,如書的名字——《百年思索》、《我的不安》。但我,翻閱過,重又回味的是書裏的最後部分,那些寫龍應臺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南部來的女孩》。從這兒,我看到了龍應臺的軌跡。海邊、織網,她視線中母親的形象,還有當警察的父親,她從這個家中出來,乘車去台南市考中學,直至考上。少女時代的龍應臺,和“兄弟們推著單車上街,騎騎走走。海風襲來,挾著濃重的鹹腥味,空地上晾著幹魚和鯊魚翅”。南部,等待大學發榜的時候,她以為自己能考去台北,但沒有,她走進的仍是南部的大學。我在想我對這個南部細節的觸動。在中國,從西南走入上海的我,看到龍應臺敘述“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的情形,心裏竟有了共鳴。我懂一個來自邊遠之地的人面對繁華迷離的困惑。這個差距,需要多少的時間在心理上進行調整?
看看她筆下的這個情形:“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説要讓我認識台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黢黢的咖啡館裏,裏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只覺得不停地踩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我怎麼表現不記得了,只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將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説:‘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麼那麼——”話沒有説完,但我明白它的涵義。我用12年慢慢理解上海。龍應臺呢?她一直走到了國外,終於,站在更廣闊的文化熏染中再回看台北時,她已經可以平視它——用她的書、她的思考。平視的結果:她被請回台北,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很巧,我在她上任不久後去了台北,我在電話裏採訪她,這是1999年12月,一個世紀即將結束。我靜靜地在電話這頭聽,聽了半個小時,那時,我沒有看過她的這篇文章,我不知道由她來管理台北的文化有這麼一層深意。
我翻到了那篇《迷陽,是荊棘——與我的讀者暫別》。記得當時,我問及的是她還會不會繼續寫書,會不會有所改變?她笑了,聲音柔和地傳過來,如我看到的簽名售書的情景,答:“會有所改變,但也會繼續寫書。我的任期是4年。”很怪,這4年的概念讓我有一絲遺憾——4年,浸入官場的她會消滅掉自己嗎?現在,這個遺憾當然沒有了。龍應臺,這個當年南部來的女孩,已經在《與我的讀者暫別》一文中回答了人們:她不會失去獨立精神,她不是為自己,甚至也不儘是為眼前的人民,她是在面對歷史。就在那晚,我知道她的文化計劃中,溝通兩岸的交流是其中之內容。從我,那極其個人的角度,感慨的是南部女孩最終的優秀。
上海,她在今年炎炎的6月而來,坐著簽名的時候,我站在邊上一直看,看不出她有官氣流露,她堅持住了自己。圍觀的人們被不時驅趕,她抬起頭,説沒關係,他們可以看。“做官就是擁有一種做事的權力,但寫作可以影響很多人的思維。”無疑,那些擁聚而來的人,正是被龍應臺的書影響著的。一個很小的女孩遞上了書,龍應臺拉著她的手,女孩的母親站在後面。顯然,小女孩現在還讀不懂龍應臺的書,但她母親的心願如此明瞭:浸染智慧之中,讓孩子欣賞優秀;而我,知道她此行已經在實施那個計劃:用文化溝通兩個城市——上海和台北。《台灣文化政策與世界華文版圖》、《看不見的城市——上海台北城市文化比較》,兩場演講,她在敲上海的門呢。我就有一種預感,這個南部來的女孩,會用她獨立官員的文化政策,完成一個探索。
最後,我再讀的是書中的《彼黍離離》。它寫的是晚上,總是在10時左右,龍應臺走出家門,踩著極大的步伐,往草原而去。夜空、草原,龍應臺面對的不是博大是什麼?由此,我懂了這個南部女孩為什麼會成功。很長的時間,她旅居德國,關注世界的筆觸,已經引領讀者走入了多元文化……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