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部長位子退了下來，王蒙很安詳地過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關注他作品、熱愛他作品的忠實讀者。
王蒙曾説，生平有兩件最得意的事，一是愛情的成功，二是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前者讓他在人生苦難時有了一份情感支撐，後著使他有了一種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
幾年前，作家馮驥才寫過一篇評王蒙的文章，文中説王蒙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手法給人一種雜色感。雜色是一種豐富、多變、神龍見首不見尾般機智的代名詞。
王蒙近年在北京平谷縣刁窩的鄉間置辦了一間“寫作別墅”，在青山綠水懷抱的農村小院裏，我們的採訪便從他的隱居説起。王蒙説他只有逃出京城、遠離塵世才能有一種心情，能夠沉浸在自己的回憶裏面，而這些回憶對他的寫作非常重要。
沉浸在回憶中能吸取力量，那與王蒙豐富的人生經歷有關。
王蒙有超越常人的早熟，14歲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開始了帶有明確政治抱負的社會活動，19歲發表了長篇小説《青春萬歲》，由此登上文壇，22歲那年，小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讓他遭遇厄運，被帶上“右派”的帽子下放新疆務農。
由眾目仰望的文壇新星，到“右派”西出陽關務農，如此戲劇性的人生是很少見的。談及此，王蒙説，他當時想“隨遇而安”。
當寫作與人生災難等同的時候，王蒙很自然地滋生出“人本來不是一定非寫作不可，你不寫作不照樣吃飯嗎？不寫作照樣可以喝酒”的想法。由此，我們才能理解，在新疆的16年中，放下筆的王蒙為什麼把讀書作為解決人生危機的渡船。
1979年，王蒙的寫作迎來了又一個輝煌時刻。《風箏飄帶》、《夢的夢》、《説客迎門》、《蝴蝶》、《春之聲》等作品幾乎在一夜間噴涌而出。但王蒙的“鮮花重放”，絕非一帆風順。在他重返文壇之前，有一篇名為《這邊風景》的小説腹死胎中，原因是他的寫作陷入了階級鬥爭的套子。遭受階級區分之苦，深感鬥爭之害的王蒙，知此鬧劇之荒唐而又不知不覺中難掙脫出其框架，可見時勢之力大也。
當記者問王蒙，如果沒有反“右”，你的作家之路怎麼走時，王蒙坦率的説：“我想不一定就是幸運。”
王蒙是位聰明的作家，所謂聰明就是他常常會對自身、社會有一種清醒及時的反省。上小學時，他與一位女同學都忘了帶米字格寫字簿，老師批評後，那女同學説：“罰我吧，王蒙是個好學生，您就放過他吧。”王蒙聽後説：“同意。”下課後，王蒙被老師叫進辦公室。此事王蒙記了幾十年，由此他懂得“什麼事光自己同意不行，還得合乎道理，而且你還得考慮別人”。從這件童年小事上，便能看出王蒙的悟性。
從人性出發關注道理，它使王蒙的小説將尖刻與寬容，悲壯與無奈，激憤與淡漠融合在一起，於是，他小説中的人物並不是忠奸分明扁平型的，故事則突破了傳統寫實方法，帶有想像色彩的典型性。由此，他那帶有非常有思想容量，審美新意的人物與故事，常常讚之者説其好，斥之者説其壞，如小説《堅硬的稀粥》、《活動變人形》都有這樣的遭遇。
王蒙曾説，生平有兩件最得意的事，一是愛情的成功，二是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前者讓他在人生苦難時有了一份情感支撐，後著使他有了一種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從部長位子退了下來，王蒙很安詳地過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關注他作品、熱愛他作品的忠實讀者。王蒙作品的雜色，決定了與他作品産生共鳴需要一定的社會閱歷，王蒙為自己擁有這樣一批讀者而感到自豪。（楊瀾工作室供稿）
《深圳晚報》 2001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