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部長位子退了下來,王蒙很安詳地過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關注他作品、熱愛他作品的忠實讀者。
王蒙曾説,生平有兩件最得意的事,一是愛情的成功,二是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前者讓他在人生苦難時有了一份情感支撐,後著使他有了一種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
幾年前,作家馮驥才寫過一篇評王蒙的文章,文中説王蒙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手法給人一種雜色感。雜色是一種豐富、多變、神龍見首不見尾般機智的代名詞。
王蒙近年在北京平谷縣刁窩的鄉間置辦了一間“寫作別墅”,在青山綠水懷抱的農村小院裏,我們的採訪便從他的隱居説起。王蒙説他只有逃出京城、遠離塵世才能有一種心情,能夠沉浸在自己的回憶裏面,而這些回憶對他的寫作非常重要。
沉浸在回憶中能吸取力量,那與王蒙豐富的人生經歷有關。
王蒙有超越常人的早熟,14歲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開始了帶有明確政治抱負的社會活動,19歲發表了長篇小説《青春萬歲》,由此登上文壇,22歲那年,小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讓他遭遇厄運,被帶上“右派”的帽子下放新疆務農。
由眾目仰望的文壇新星,到“右派”西出陽關務農,如此戲劇性的人生是很少見的。談及此,王蒙説,他當時想“隨遇而安”。
當寫作與人生災難等同的時候,王蒙很自然地滋生出“人本來不是一定非寫作不可,你不寫作不照樣吃飯嗎?不寫作照樣可以喝酒”的想法。由此,我們才能理解,在新疆的16年中,放下筆的王蒙為什麼把讀書作為解決人生危機的渡船。
1979年,王蒙的寫作迎來了又一個輝煌時刻。《風箏飄帶》、《夢的夢》、《説客迎門》、《蝴蝶》、《春之聲》等作品幾乎在一夜間噴涌而出。但王蒙的“鮮花重放”,絕非一帆風順。在他重返文壇之前,有一篇名為《這邊風景》的小説腹死胎中,原因是他的寫作陷入了階級鬥爭的套子。遭受階級區分之苦,深感鬥爭之害的王蒙,知此鬧劇之荒唐而又不知不覺中難掙脫出其框架,可見時勢之力大也。
當記者問王蒙,如果沒有反“右”,你的作家之路怎麼走時,王蒙坦率的説:“我想不一定就是幸運。”
王蒙是位聰明的作家,所謂聰明就是他常常會對自身、社會有一種清醒及時的反省。上小學時,他與一位女同學都忘了帶米字格寫字簿,老師批評後,那女同學説:“罰我吧,王蒙是個好學生,您就放過他吧。”王蒙聽後説:“同意。”下課後,王蒙被老師叫進辦公室。此事王蒙記了幾十年,由此他懂得“什麼事光自己同意不行,還得合乎道理,而且你還得考慮別人”。從這件童年小事上,便能看出王蒙的悟性。
從人性出發關注道理,它使王蒙的小説將尖刻與寬容,悲壯與無奈,激憤與淡漠融合在一起,於是,他小説中的人物並不是忠奸分明扁平型的,故事則突破了傳統寫實方法,帶有想像色彩的典型性。由此,他那帶有非常有思想容量,審美新意的人物與故事,常常讚之者説其好,斥之者説其壞,如小説《堅硬的稀粥》、《活動變人形》都有這樣的遭遇。
王蒙曾説,生平有兩件最得意的事,一是愛情的成功,二是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前者讓他在人生苦難時有了一份情感支撐,後著使他有了一種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從部長位子退了下來,王蒙很安詳地過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關注他作品、熱愛他作品的忠實讀者。王蒙作品的雜色,決定了與他作品産生共鳴需要一定的社會閱歷,王蒙為自己擁有這樣一批讀者而感到自豪。(楊瀾工作室供稿)
《深圳晚報》 2001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