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後，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決心回國參加抗戰。7月25日淩晨，他告別了日本妻子安娜和五個孩子，冒著生命危險登上了駛向祖國的海輪。日本憲警來查問，安娜機智地回答：“朋友邀他出去休息幾天，聽説是到熱海洗海水浴去了。”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順利到達上海。日本當局得知消息後惱羞成怒，立即對郭沫若住所進行徹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書信及書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對她嚴刑拷打，監禁一段時間後才釋放出來。郭沫若在當年的8月和11月還接到過安娜的兩封信，此後，雙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斷了。

    八年過去了，安娜帶著五個孩子，終於熬到了日本投降。這期間她也聽到郭沫若又成了家，並有了幾個孩子的傳聞，但無法證實。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從中國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給安娜帶去了一封信及數百美元，在當時經濟已經完全崩潰的日本，這筆錢實屬可觀。青木和夫向安娜詳細介紹了郭沐若的情況，包括他已組織了新的家庭並已有了四個孩子的事。安娜沒有被這消息擊倒，她仍準備去尋找郭沫若。

    安娜先請在台灣工作的妹夫陶晶蓀和妹妹佐藤操幫忙，替大兒子郭和夫、三兒子郭復生在台灣找到了與他們所學專業對口的工作。然後，她讓已結婚成家，並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的二兒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將家中所有的東西進行了清理，特別將郭沫若在日本期間親手用毛筆抄寫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親自交給岩波書店老闆岩波雄二郎先生手中，請他代為妥善保管，並特別説明：不經過她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拿走這些稿子，包括她自己的子女和親屬。郭老留下的其他文物、原稿、書信、書籍等，則交給了郭博保管。然後安娜攜女兒郭淑、小兒子郭志鴻，于1948年5月離開日本去台灣，先在妹妹家住了一段時間。

    1948年8月10日左右，安娜帶著和夫、淑、志鴻抵達香港，住到了郭沫若家中。這是他們分別11年後第一次見面。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條要求：1、要負責供給郭淑和郭志鴻讀完大學；2、要給她相當數額的撫養金；3、在上述兩條得到圓滿解決後，雙方登報聲明脫離夫妻關係。郭沫若和潘漢年、夏衍、馮乃超、連貫等老朋友，也是當時香港地下黨的領導商量後，決定由跟安娜很熟悉的馮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儘量協商妥善解決。馮乃超同安娜和孩子們説：郭老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們精神上的痛苦和心靈上的創傷，並希望得到他們的理解和原諒。供給兩個孩子讀完大學是沒有問題的，但後兩條目前無法做到。對這樣的回復，安娜接受不了。以後又經過多次做工作，郭沫若又答應把他的部分著作權歸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強接受了這一臨時解決辦法。安娜帶領和夫與志鴻暫回台灣，淑則留下來，設法找機會進入解放區。

    這時于立群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了，小的剛兩歲多。當時已經住得相當擁擠的七口之家，一下又住進了四個大人，而且關係是那樣的尷尬。但她還是忍氣吞聲地應付了過來。好多年後，于立群和我談及此事，還心有餘悸，感傷不已。淑在郭老家中又住了兩個月左右，十月份由組織上安排從香港到達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但在台北念中學的志鴻不喜歡那兒的環境，加上語言不通，不久就退了學到香港，後由馮乃超帶到了北平，在北京飯店見到了郭淑。這年四月安娜同和夫、復生在夏衍的安排下到了香港後，由趙帶領，5月10日左右他們也到達北平，住進了翠明莊招待所。

    這樣除郭博還留在日本外，安娜和四個孩子在北平相聚了。不久淑進了燕京大學，志鴻進了華北革命大學，復生則隨夏衍到了華東，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和夫去了大連，到一個研究所（即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所的前身）工作。

    這時，安娜覺得她和郭老的問題還沒有徹底的解決，要當面談個清楚，同時提出要見周恩來。周恩來于這年七八月間在北京飯店接見了她，由郭淑擔任翻譯。周恩來稱讚她在長期艱難的情況下，靠著頑強的毅力和自我犧牲精神，把五個孩子培養成人。同時周恩來勸她體諒郭沫若和組織上的困難，不要再提和郭老脫離關係這個問題了。周恩來還説，你的四個孩子都在中國工作學習了，如果你和郭博同意，也歡迎郭博到中國來工作，你也不要回日本去了。安娜感謝周恩來的關懷，同時她也向周恩來表示了對郭老避而不見的做法不滿。不久她就到了大連，和長子和夫一起生活。

    相見時難別亦難

    安娜因為沒和郭老見面，認為他們的關係問題還是沒得到解決，非要當面談個明白。1951年她由大連來到北京，郭老還是採取避而不見的辦法。安娜特別生氣，就自己找到郭沫若家中。恰逢郭沫若和于立群有事外出，她就在客廳坐等。郭沫若和于立群回家見到安娜，十分突然。于立群當即避開了，郭沫若請安娜坐下，説自己到後面去脫大衣。然後他倆連忙出後門去找有關領導。經過領導和老朋友勸説安撫，幾天后，安娜回到了大連。

    安娜和郭沫若第三次見面是在1969年“五一節”後。當時我接到安娜從上海打給郭老的電報，説她哪天乘火車到北京，請郭老安排一個住的地方。我把電報立即送給郭老，他拿著電報去找于立群商量。我剛回到辦公室，郭老就打來電話叫我去，説：“這件事就請你幫忙辦理一下，一切開支由我們負責。”我馬上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他們推薦和平賓館東跨院的四合院平房。

    安娜這次到北京，主要是看望剛從“牛棚”裏放出來的小兒子郭志鴻，同時也想和郭老談些事情。我向郭老轉達安娜的要求時，郭老未置可否。不久安娜又通過志鴻要我向郭老轉達這一要求，郭老還是沒有任何表示。三天后志鴻打電話告訴我：“老太太強烈地要見郭老，看來不見是不行了。”我馬上轉達，郭老聽後仍保持沉默，我感到郭老是不願見她。兩天后，記得是個星期天，我正在家中午睡，志鴻的夫人顧嘉琳找我説老太太逼著志鴻帶她去郭老家。我趕緊帶著顧嘉琳見郭老，他考慮了一會兒説：“好吧，我到賓館去看她。”我建議帶兩名警衛去，如談得好，郭老掌握時間，到時先走，我來善後；如發生吵鬧，警衛扶郭老迅速離開，我來收拾殘局。郭老連聲説好。

    下午四點左右，我們到達和平賓館。安娜已和孩子們在臺階上等候。郭老下車後，安娜主動上前握手，並風趣地説：“你看來很年輕啊！我已經老了。”郭老説：“你看樣子也很健康嘛！”走進客廳，安娜親自為我們沏茶。郭老向她介紹了我：“王廷芳同志和我們已經相處十五六年了，我們家中和我自己的許多事都靠他幫忙，你有什麼事情需要辦同他説一聲即可。”郭老是用日語介紹我的，安娜作答時，郭老又搶著為我翻譯，我竟成了他們談話的中心。約二十分鐘後，談話轉入正題。安娜問郭老：“郭和夫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幾年都不讓他工作？”她氣憤地説：“造反派説我是個老特務，帶回來一群小特務。真是豈有此理！”我們告訴她郭和夫不會有什麼問題，大連化學物理所屬中國科學院直接領導，我們回去就給科學院打電話。接著她談到，她住了多年的上海大廈向她收房租，每天十元，一年要三四千元。她説她沒有那麼多錢。郭老聽後示意我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就説，你放心到大連去，秋天你回上海前，我保證給你解決住房問題。

    安娜接著又説：“以後如果兩國關係允許，希望回趟日本，看看快一百歲的母親和其他親屬、朋友。”郭老這時詢問了她母親的健康情況，談話的氣氛始終是融洽友好平和的。一個多小時過去了，郭老看看手錶説：我有個外事活動馬上要去參加，很對不起。安娜一直把郭老送到大門外；上車前兩人又緊緊地握手，直到汽車開走看不見了她才回來。

    安娜第二天就走了。事後我找到周總理聯絡員劉西堯，向她反映了郭安娜來京的情況，並提出兩個要求：一，郭安娜在上海期間仍住上海大廈，不收房租；二，郭安娜在大連期間，請有關部門解決她的副食品供應。

    最後一次相會

    1974年春安娜給周總理寫信，請求批准她由女婿林愛信陪同到日本探親。周總理批准了她的請求，並指示她去日本的旅費由公家負責。安娜乘船抵達東京時，她剛好八十周歲。安娜探親期間要把他們在市川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賣掉。這所房子的地産屬於她過世的一位老朋友，經過協商，安娜放棄房産所有權，留給地産主。地産主回贈安娜一筆禮金。安娜這次探親在日本住了較長時間，直到天氣冷了才乘飛機經香港回上海。她多年的習慣是冬天在上海居住。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陪同從上海到達北京。當時郭老生病住在北京醫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醫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當安娜和淑走進病房時，坐在沙發中的郭老吃力地要站起來迎接她們。安娜快步向前將郭老扶回沙發，幽默地説：“你變了，變得慈祥了，你是會進天堂的。”大家坐定後，安娜和郭老就用日語交談起來，開始她詢問了郭老的病情，接下來她向郭老介紹了她到日本的情況，也談了市川房子處理的情況，氣氛相當親切。半個多小時後，安娜主動站起來告辭。郭老邁著蹣跚的步子送她出去，一直把她送到病房大樓的大門口，才和她緊緊握手告別。

    在我送她們回飯店的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她照了許多市川房子的照片忘記給郭老看了。重新回去後，她對著照片一張一張給郭老講起來，哪棵樹高了，那棵樹死後又栽上新的了，院子哪做了改動了，等等。郭老看得也十分有興趣，兩個人都回到了那段難忘的日子。離別時，郭老又一直把她送到大門口，她勸都勸不住。這是他倆最後一次見面，郭淑告訴我，安娜這次來京，主要是向郭老談市川房子的處理問題，她認為必須和郭老説清楚。她對這筆錢的處理也很高明，除了作為這次旅行的費用花掉一部分外（她沒有按總理批示用公家的錢），其餘部分分別贈予上海市委統戰部和大連市委統戰部，因為這兩個單位一直負責照顧她的生活。上海市委統戰部替她保管了這筆錢，在她去世後，又將錢還給了她的子女；大連那筆就不清楚了，有一種説法是讓造反派給花了。

    安娜這次來京的第二個目的是看望成倣吾和他的家人。安娜對成倣老的感情特別深，她經常對孩子們講：她永遠忘不了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叔叔（安娜和孩子們一直這樣稱呼成倣老）幫助了他們，叔叔是他們家的第一大恩人。她有什麼問題，什麼苦惱，都會如實地向叔叔講。我猜測1951年她到北京找郭老那次，就是聽了成倣老的勸説才離開北京的。她看到成倣老家用的還是小螢幕黑白電視機，以後她再回日本時就為成倣老帶了一台彩電來。1976年10月，安娜為了迎接一位日本朋友，還來過一次北京。她向我問了郭老的身體情況，但沒有提出見郭老，走前只去看了成倣老一家。

    郭老晚年多次和我談到安娜，説她十分能幹，善於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別強，看準了的事，別人是很難説服和改變的。的確，安娜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 （賀春摘編）

    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七期作者：王廷芳

    《文匯報》2002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