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第一位院長郭沫若是當代中國的傑出學者，在他大量的學術著作和譯作中有一部科學巨譯——《生命之科學》由於歷史的原因鮮為人知，而且流傳不廣。當我們回顧20世紀我國科學發展的道路時不應該遺忘這一部科學經典和科普經典。《生命之科學》從1931年開始翻譯，共3巨冊，1934年10月出版第1冊；1949年11月出版第3冊，歷時15年才全部出齊。從1931年3月開始翻譯至今已將近70年了。全書150萬字，2200多頁，插圖1000多幅，並有數十幅彩圖。以一人之力譯此巨著——本科學巨著——據筆者所知，在我國可能還沒有第二個人。值中國科學院建院51週年之際，我們特邀李元先生撰寫此文，表示我們對首任院長郭沫若先生的懷念。
《生命之科學》出版簡介
《生命之科學》(《THE SCIENCE OF LIFE》)是以英國著名學者威爾斯(H.G.Wells)為主，並得到赫胥黎(Julian S.Huxley)和小威爾斯(G.P.Wells)之助完成這一部生命科學的巨著。該書版本甚多，郭譯本是根據1931年英國出版的最完美的版本(有一千多幅插圖和彩圖)共3卷。後來美國也出版過一卷本，但圖片大量不足。中國國家圖書館在今年又收藏了該書的最新版本、原美國1997年的影印本，共4卷。直到至今該書還被影印，還被收藏，足見其科學的和歷史的價值非同一般。雖然現在關於生命科學的巨著也不少，但多半是專著、教科書或百科全書。還沒有找到一本如此全面、如此深入淺出的用文藝筆法綜述生命科學全貌如威爾斯的《生命之科學》的這樣經典的作品。
郭譯的艱苦歷程
郭沫若是在1928年流亡日本之後不久開始翻譯這部巨著的。為什麼選中了這部書而不是其他，這是因為郭沫若曾是學醫的，而且進行過多次人體生理解剖，對生物學有相當的基礎。為了糊口度日，得到商務印書館的老朋友，理科編譯所負責人關貞文(心南)、周昌壽(頌久)的鼎力相助。靠按月提供的稿費維持生活。這件事在他自己的敘述中可以了解到一個大概。
郭沫若1936年9月26日在譯者跋中寫道：“這部書是1931年的3月著手譯的，中間經過了‘九 一八’之變，又經過了翌年的‘一二 八’之變時，本書已經譯就了有一半的光景，以四百字一張的原稿紙計算已有一千七百頁，以字數計算時已有六十萬字，但不幸除掉開首的一二百頁之外，在商務印書局編譯所裏，隨著閘北的幾萬同胞，無數的建築、無數的著名珍籍，一切都成了‘一二 八’的炮灰。在那時因為1932年是德國詩人歌德死後的百年祭，我和本書的譯述並進著在從事歌德的《文與質》(Dichtung und Wahrheit)的譯述，作為紀念出版。譯到了有三百頁的光景，也一樣的成為炮灰。這些稿件都是沒有副本的，這在我是白白地耗損了一年的精力。商務印書館復興之後，在1933年的年底我也‘捲土重來’，又把本書的譯述繼續下去。寄身在外邦時時有朝不保夕之慨。生活的壓迫幾乎屢屢使人窒氣。記得一家七口有專靠本書的預支版稅月六七十元而過活者，因譯述之進行時有阻礙，即此月六七十元之數亦不能按月必保。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我自己實在沒有想到終競能夠把這部鉅制譯出。算好，賴著商務印書館的後援與忍耐，賴著學友鄭心南、周頌久兩先生的援引與鞭撻，雖是費了很長久的時間，終於把這部百五十萬言的鉅制移植到中國的讀書界來了，這在我個人也可以勉強算得一個小小的事業。”
從上面郭沫若的自述中知道，在如此逆境中，數年之久，奮力拼博才得以把這部科學巨著翻譯完成，而且可以看出這部書是伴隨著“九 一八”和“一二 八”的國難誕生的。對歷經帝國主義鐵蹄踐踏的中華民族來説，尤覺來之不易。由於郭沫若當時是受蔣介石通緝而流亡日本的，因此1934年和1935年出版《生命之科學》第一冊和第二冊時，在厚厚的兩部精裝本上用金字印著閃閃發光的書名和作譯者的名字中始終未見到真正譯者郭沫若的大名，只用“石沱”兩字代名。若不是新中國剛剛誕生一個月之後才出版的《生命之科學》第三冊以“郭沫若譯”公諸於世，人們都不知道這隱蔽了15年的謎底。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科技卷》(第8卷)第310頁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由於政治原因，他(郭沫若)又逃往日本，遁居在千葉從事學術活動，此間他也翻譯了英國著名科學家威爾遜的名著《生命之科學》約百萬言，幸有商務印書館的支援，得以用‘石沱’這個化名問世。”
回顧《生命之科學》中譯本的出版歷程，可以看出，最後一冊譯稿完成于1936年9月，等譯稿送達上海並進行編輯完成時可能已經是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以致該書第三冊未能及時出版而擱置下來，這一擱置就是14年!幸好原譯稿保存完好，得以在1949年11月把《生命之科學》最終出齊了，否則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啊。
1949年10月8日，新中國誕生僅一週後，郭沫若在北京為《生命之科學》第三冊(最後一冊)寫了一篇短序，摘錄如下：
“此書係十五年前的舊譯。在這十五年中全世界全中國都有了天變地異的政變。就在生物科學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大戰中所發明的藥品，如硫安類、彭尼西林等，對於人生幸福確有了很大的貢獻……科學的研究尤其在蘇聯方面，進展得很快。我們切不要固步自封。務必迎頭趕上。就請把這部書作為科學故事一樣去讀吧。”
至此，郭沫若譯的《生命之科學》總算畫了一個完滿的句號。從1931年3月開譯到1949年11月全部出版完成幾乎相隔近19個年頭，這樣漫長的出版的過程就是中國經過了國難、抗戰、勝利和解放歷史寫照的過程，而這些都在郭沫若及其所譯的《生命之科學》一書中反映出來。
郭沫若談《生命之科學》
郭沫若在1931年3月12日所寫的譯者弁言中對本書作了如下的評介：
1.本書在英國是1929年3月開始出版的，起初以期刊形式，每隔一週出版一期，出到1930年5月第31期上，才全部完結了。最近又將全部匯整合為三大冊。本譯書即依據匯集本為藍本。
2.原書在主題“生命的科學”下尚有一個副目，是“A summary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about life and possibilities”(關於生命及其諸多可能性上的現代學識之集粹)，由這個副題我們便可以知道原作者之興趣是想把生物學和與生物學有關聯的各種近代的知識作一綜合化。但這個綜合化是以大眾化為其目標，以文學化為其手段的。作者三人中之主裁大威爾斯是英國有名的文藝家兼文化批評家，是那綜合的世界文化史之大著《歷史大系》(The Outline of History)之作者。(此書漢譯為《世界史綱》，30年代由梁思成等用文言文譯出，商務印書館出版；80年代又由費孝通等用白話文重譯，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按)但他本是專門研究動物學的人。在這次的著作更輔以鳩良 赫胥黎與小威爾斯二人，都是專門的生物學家。鳩良 赫胥黎是有名的《天演論》之作者赫胥黎之孫，小威爾斯是大威爾斯之子。所以這部書在科學知識上的淵博與正確，在文字構成上的流麗與巧妙，是從來以大眾為對象的科學書籍所罕見。譯者自己是專門研究過近代醫學的人，同時對於文學也有極大的嗜好，所以便起了這個野心，以一人的力量來翻譯這部巨制。譯者對於作者之原旨，科學之綜合化、大眾化與文藝化，是想十分忠實地體貼著的，特別是在文藝化方面。原著實可以稱為科學的文藝作品。譯者對於原作者在文學修辭上的苦心是盡力保存著的，譯文自始至終都是逐字翻譯，盡力保存原文之風貌。但譯者也沒有忘記，他是在用中國文字譯出，所以他的譯文同時是照顧著要在中國文字上帶有文藝的性格。
綜合化、大眾化和文藝化
郭沫若曾著重指出《生命之科學》是以三化為其特色的，就是綜合化、大眾化和文藝化。其中的綜合化是以大眾為其目標，以文字化為其手段的。
綜合化表現在本書內涵的豐富，對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所有生物學的知識都已綜合其中。不但對生物學的基礎知識詳述無遺，而且對生物的遺傳演化、生命在地球上的發展史(其中有許多是根據地質學家的科學研究)，生態及生態環境等都包涵在內。此外還談及人類學的許多問題。談到古人類的文化，談到人類現代文明中的宗教傳統，軍事與戰爭，人類教育和改良，甚至還談到了人類的邪術和魔術等。威爾斯是綜合化的能手，讀過他的《世界史綱》便能認識到威爾斯善於綜合的能力。由於威爾斯學識的博大精深，才可能使當時的生命科學的全貌及其邊緣科學的知識綜合在一起，才可能對生命科學鳥瞰全景一覽無遺。特別在該譯本第三冊中所敘述的醫學科學的進展、腦的研究、精神與靈魂、人類學的問題都是一般生物學書中少有的。儘管有些問題長期以來仍在探索，但是威爾斯已把這些學術發展的圖景綜合於讀者目前，引發你去認識、思考和探索。
大眾化是貫穿于全書中的，因為這雖説是一本覆蓋生命科學全貌——從歷史的發展到現在成就的科學巨著，也是寫給科學工作者和讀者大眾閱讀的，但是它更是面向大眾的。它不是一本生物學百科全書，不是生物學講義而是面向大眾的娓娓動聽的科學故事，因此在全書的結構、編排、敘述的方式上都是從大眾化來考慮的，以便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試抽讀一兩段：“……我們先要來談到一個偉大的事實便是生命的進化。在把這層盡可能明白曉暢地談出之後，我們要在本編《進化之鐵證》中討論到一些意見很分歧而且有時是激烈爭論著的問題上去。啊，約略在一世紀之前，一般地是相信著我們現今所知道的世界是突然開始的。世界，連同著人和今日所知道的萬物，是被創造出來的。包含著極有教育者在內的大多數的人，以莫大的固執，維持著這種見解。他們把自己的道德觀和宗教觀給那種見解是膠漆著的，他們不肯相信，道德觀和宗教觀點並不是不可分地要依靠那種見解。……地球繞日的觀念之在蒙昧的當年，就和進化觀念之在今日的偏僻地方底頑固派人底眼中一樣，是視為瀆冒上帝的。”(《生命之科學》第一冊P437－438)就此一小段的引文也足以看出這是大眾化的科學讀物，作者也在書中的一些地方談到這不是一本講義而是寫給大眾看的。
文藝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的筆調，二是藝術的插圖。《生命之科學》不僅僅是用通俗的文字，深入淺出地講述生命科學的知識，而且作者擅長用文學的語言生動地對生命科學加以繪聲繪色地描述本來就很生動的生命世界和生命科學。書中的一千多幅圖照是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助於讀者對生命科學的了解和欣賞。書中所附31幅彩圖更是描繪了生命世界的絢麗色彩。“葺毛鈴羊”油畫是不列顛博物館所藏，著名德國動物畫家W.Kuhnert所作。“幾種珍奇的生命花樣”是澳大利亞珊瑚礁附近美麗的海洋動物世界彩畫。這樣的彩圖在當時是極為少見的。這些精美彩圖會極大提高讀者的興趣。
我讀《生命之科學》
商務印書館上海河南路總店，解放前每年都要舉辦一次廉價書的銷售活動，對一些長年積壓的書，以很大的折扣廉價出售，其中有不少很有價值的好書，由於8年抗戰，遠銷不暢而積壓，《生命之科學》第一、二冊就是因此而廉價的。我是1947年第一次到上海後偶遇此書，喜出望外，購買數套，自藏和送人。當時我就納悶為何不見最後一冊的出版，一直等到新中國誕生後才圓了這場夢，我把它作為生物學方面的最權威的著作和參考書。可惜在文革浩劫中這難得的第三冊又被抄收散失，心痛之餘，遍訪京滬各舊書店而復得，這也是在動亂的年代，藏書人的不幸遭遇吧。我雖是一名天文科普工作者，但是對宇宙的幾大課題：天體史、地球史、生命史、人類史都有濃厚的興趣，不斷追尋著這幾方面的國內外名著佳作，《生命之科學》當然是很重要，很值得一讀的。我讀此書是當作科普名著、科學故事、科學史話來閱讀的。以一位有科學基礎的大文學家譯出這本科學巨著，實在是太理想，太難得了。當我查閱《郭沫若著譯書目》(上海圖書館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出版，182頁，在146－151頁中詳載《生命之科學》的目錄)，證明《生命之科學》是郭沫若惟一的巨型科學譯作。譯者強調本書是科學的大眾化特別是文藝化的科學巨著，他在翻譯時也是小心謹慎地體貼著原著者的創作意圖，特別在文藝化方面力求不失原意，同時他又注意到他是用中國文字譯給中國人看的。在我看來，譯者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不論在科學性方面還是在譯文的優美流暢方面，使讀者在科學和文藝方面都得到雙重的收穫和享受。這是將近70年前的譯作，用現在的情況去對比，在用詞、風格方面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差異，這是不足為怪和不必苛求的。可貴的是，對比二三十年代同時的幾部科學文化巨譯——《科學大綱》和《世界史綱》等，都是用文言文翻譯的，而郭沫若是用白話文譯出，更通俗易懂，更帖近現代生活。不論從科學的角度、科普的角度、從科學文藝的角度、從科學翻譯的角度，郭譯《生命之科學》都值得學習和研究。這也是研究郭沫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生命之科學》的時代價值
北京中文版《Newton 科學世界》在1999年11月號隨刊贈送了一本小冊子，本書名為《生命科學入門100題》，並在書名前加了一句“21世紀最有前途的學科”。內容分六部分：生命的開始、細胞形態和結構、從受精到生命的誕生、遺傳機制、衰老與死亡、生物技術。從框架上説來，除了“生物技術”部分外，大體上也是《生命之科學》所包涵的內容，當然在細節上，在廣度和深度上不盡相同。威爾斯在70多年前編著《生命之科學》時無法會看到今天的DNA、基因、克隆以及分子生物學等現代生物學的面貌。但是科學是逐步發展前進的，要想了解生物學發展的過程、前人的研究成果，《生命之科學》仍有它的時代價值。
威爾斯在70多年前寫的《生命之科學》中已經對環境保護大聲疾呼了。他寫道：“這種都會的煤煙之大量是炭素，但也有種種的化學成分；那每每是由磷酸所酸性化了的，因而對於建築物，尤其古建築物，有莫大的患害……煤煙被搬運著，隨時都在降落在田地與庭園上，塞閉著植物的氣孔，用酸性來毒害植物……煤煙之患與其是個人衛生上的問題，毋寧是社會組織上的問題……”(中譯本第三冊1616頁第三章“新鮮的空氣與日光”)。可見威爾斯也可以説是環境保護運動的先驅者之一。
此外該書在末尾的最後一章中還明確提出和討論了節育和優生問題(中譯本2182頁)。
環保、節育、優生都是人類面臨的極重要的問題，而《生命之科學》一書在70多年前已經向人們發出了警告。
毫無疑問，即將來臨的21世紀，將是生命科學大發展的世紀，地球的生物界以及人類社會將因此引起重大變革，生命科學的科學研究與科學普及也一定會有廣泛深入的開展。回顧20世紀生命科學走過的道路，《生命之科學》可以稱之為一部經典巨著，在中科院、科技部、中國科協舉辦的科學家推薦的20世紀科普名著中，《生命之科學》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
科學時報《讀書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