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郭沫若的《女神》問世，引起了詩壇革命性的震撼。這部詩集，以《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晨安》，《天狗》……為代表，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激蕩情緒，以詩歌為那個“狂飆突進”的時代吹響嘹亮的號角，傳達出“五四”時期徹底的、不妥協的除舊革新精神。用聞一多先生的説法：“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詩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女神》的出版，一舉奠定了郭沫若“偉大的五四啟蒙時代的詩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國的預言詩人”（周揚語）的重要歷史位置。

    以上所列的幾首重要詩作，略微熟悉西方詩歌的讀者，立即就可體會是受到美國詩人惠特曼的重要影響。這一點，不僅有論者指出，郭沫若自己在幾篇文章中也毫不隱諱地談到，這毋庸置疑。但是，細心的讀者閱讀此詩集時，一定會在另外數首寧靜、平和的精美小詩中感受到別一種韻致。例如《新月與白雲》、《鷺鷥》、《春愁》、《鳴蟬》、《晚步》……這些詩，在詩集中排列靠後，有的讀者，甚至評論家，都以為那些奔放、粗豪的詩是作者激情青春的初期嘗試，而這些寧靜、平和的小詩是激情消褪，技巧成熟後漸漸沖淡起來的。這想法雖然有相當的道理，可事實卻並非如此。

    1914年9月，郭沫若以半年的刻苦攻讀，考取了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當時他與一位本科三年級的親戚同住。一天，那位學生從學校帶回幾頁油印的英文課外讀物。郭沫若接過一看，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集》中的幾首短詩：《嬰兒的路》、《睡眠的偷兒》、《雲與波》、《岸上》……郭沫若一讀之下，極感驚異。因為這是他在先前從未見過的：“第一是詩的容易懂；第二是詩的散文式；第三是詩的清新雋永。”“那是沒有韻腳的，而多是兩節，或三節對仗的詩，那清新和平易徑直使我吃驚，使我一下子年青了20年！”

    由此，郭沫若便與泰戈爾結下了難解之緣。他四處尋找泰戈爾的詩來讀。當時，泰戈爾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久，他的詩在日本十分熱銷，在東京還頗不容易買到。郭沫若讀到《新月集》的全本，已是一年後升入岡山高等學校讀本科的事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見那種淡雅的裝訂和幾頁靜默的插圖，心中的快樂真好像小孩子得了一本畫報一樣。”

    1916年的秋天，郭沫若在岡山圖書館突然尋出了泰戈爾的《吉檀迦利》、《園丁集》、《愛人的贈品》等詩集，一讀之下，用郭沫若自己的話：“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樣。”在閱讀時，為怕人打擾，郭沫若找到一間很幽暗的閱覽室，坐在墻角，面壁捧書默誦。在這樣特別的環境裏，郭沫若甚至因激動而流下感謝的淚水。他長時間沉浸在這樣恬靜的氛圍中。從中午兩三點鐘有時要綿延到燈光燃起之時。這樣的閱讀和感受，使郭沫若在思想和藝術上受到泰戈爾的深徹影響。

    在這一段時間，郭沫若正與日本女子安娜戀愛。泰戈爾的影響和愛情的衝撞，使得郭沫若創作慾望被強烈激發出來。他陸續寫出了《新月與白雲》、《死的誘惑》、《別離》、《維納斯》；以及《牧羊哀話》中的幾首牧羊歌，這些詩大都是為安娜而作的。但這些詩精緻又清新的風格，明白地顯現出泰戈爾的深刻影響。這是翻讀《女神》即可證明的。

    但世界上的事，有時可能因為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而發生很大變化。這一點在郭沫若看待泰戈爾的眼光轉移中可以清楚見出。1917年左右，郭沫若翻譯了不少泰戈爾的詩。在這年的下半年，他與安娜的孩子即將問世。這樣，單靠郭沫若有限的留學官費顯然不能滿足家庭所需。他便從《新月集》、《吉檀迦利》、《園丁集》中選譯出一部分，輯成一部《泰戈爾詩選》，用漢英對照，並加註釋，寄往國內尋求出版，想換取一些稿酬補貼家用，結果卻事與願違。

    當時國內，對泰戈爾的所知還十分有限；更重要的，對郭沫若是誰更少有人知。他的那些或高歌奔放，或寧靜沖淡的詩，是在幾年之後才與國人見面，從而震動詩壇，贏得廣泛聲名的。所以，他寫信給當時著名的商務印書館，求售《詩選》，被該館拒絕；又轉而投問中華書局，也同樣遭到拒絕……身處青春敏感階段，身受生活和精神雙重煎熬的郭沫若，遭受的打擊可想而知。這結果引起了他的別樣反應。他認為，他與泰戈爾不是一類人：泰戈爾是一位貴族的聖人，而自己是一個“平庸的賤子”。這兩個世界的遙遠距離使他感到自己熱愛泰戈爾是“僭分”了。現實的壓迫竟能導致人精神上這樣大的變化，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可事實卻正是如此：“我和泰戈爾的精神的聯絡從此便遭了打擊。”

    後來，郭沫若的這批受泰戈爾影響的詩陸續在《時事新報》“學燈”欄上刊出。這極大地激發了他的熱情。恰在此時，他讀到了美國大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那擺脫一切舊的形式與內容的風格，那雄健宏大的氣象，與“五四”時期青年的精神十分合拍。在惠特曼的影響下，又加之“學燈”編輯宗白華的熱切催促，郭沫若的詩歌由如火山被引噴發了。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3、4個月時間，郭沫若噴涌出他一生最優秀的一批詩作：《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晨安》《鳳凰涅》、《心燈》、《爐中煤》、《巨炮的教訓》……並於1921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又高峰之作——《女神》。

    從以上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郭沫若最先是受到泰戈爾深刻影響的。而使他成名的卻是受惠特曼影響的一批詩作。時代需求和創作之間，常常並非如人們主觀所想像的那麼契合。但它卻時時左右著詩人的創作走向。可以説，這之後郭沫若詩作中反映出泰戈爾的影響因素，已經十分稀薄了。不僅此，因時代的發展，郭沫若對這位給了自己許多近乎“涅”快樂的詩人，有了許多不滿足。

    1924年，泰戈爾應邀訪華。在訪華之前，多家報刊都為此作宣傳。或翻譯其詩文，或出“專號”造成聲勢……此時的郭沫若，無論文壇名聲、地位，都非先前幾年可比。因之，思想上發生轉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1922年10月，郭沫若寫出一篇《泰戈爾來華的我見》的文章，表達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在文章中，郭沫若對當時國內熱熱鬧鬧請文化名人杜威、羅素來華演講，表示不滿。他以為，一般國人對這些名人的思想並無精到研究，請他們不過是虛榮心的表現。在他看來，這熱熱鬧鬧的活動就象演辦的一次次“神會”一般；而當時準備請泰戈爾訪華，亦不過是又一次“神會”罷了。郭沫若認為：“他（泰戈爾）的思想我覺得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在西洋過於趨向動態而迷失本源的時候，泰戈爾先生的森林哲學大可成為他們救濟的福音。但我們久沉湎于死寂的東方民族，我們的起死回生之劑卻不在此而在彼。”

    對於泰戈爾宣傳的主張，郭沫若認為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必要的：“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産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産階級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從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的郭沫若，已是自覺地以唯物史觀、並站在底層立場來觀察、分析事物和各類主義思潮了。並不因為曾經對泰戈爾的非常鍾情而放棄自覺的立場轉移。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也許還有文學同仁影響也未可知，但他思想的轉變是明顯的。雖然時間才過去幾年工夫。

    人的生存道路，藝術家的創作道路，有時常常發生變遷。這變遷，有時是自覺的，有時卻是不由自主，受著時代風潮推衍而行的。郭沫若先前極度地迷戀、感知泰戈爾，到不幾年後對其思想的重新認知、批評可略為證明；今天我們記錄下這一歷程，目的是想提供一個認識人，認識詩人的個案。我們在分析、領會一個人，一位詩人的思想、詩藝演進時，有時不免一般化，簡單模式化。但實際人的發展是極為複雜的，與時代，甚至偶然因素都有諸多關聯，如我們上面記述的郭沫若對泰戈爾前後態度轉變的情形一般！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