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半葉，在民族生存危機的刺激下，中國和日本相繼走上了“現代化”之路，為爭奪強國的出線權，兩國展開了殊死的較量。甲午一戰決出勝負，徒弟打敗師傅，清王朝從此一蹶不振。40年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再次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戰後，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背景下，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又奇跡般地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氣勢和對歷史的“曖昧”態度，再次引起人們的警惕。
文學是國民情感最敏感的器官。檢視20世紀中國作家筆下的日本和日本人，仇日、反日的筆觸醒目而一貫，從本世紀初的《留東外史》到世紀末的《我認識的鬼子兵》，一直在以不同方式演繹這個主題。同樣，透過對日本和日本人的這種表達，也足以反觀中國人自己複雜的情感和潛在的慾望。
“日本”與“日本人”的悖論
耐人尋味的是，在本世紀初留日作家的筆下，“日本”與“日本人”常常處於分裂狀態，前者的美好、值得留戀與後者的醜陋、令人討厭形成鮮明的對比。所以確切地説，“反日”反的只是日本人，不包括作為地理文化的日本。（這種情形，在留歐、留美的作家筆下很少看得到。）男的狹隘、吝嗇、自負，女的賤媚、做作、歇斯底里；排外、勢利則是他們的共性——這就是本世紀初留日作家給我們畫的日本人像。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值得讚美、同情的人物，但基本上是婦女兒童，或者處於弱勢的善良小人物，像魯迅的《藤野先生》那樣的作品實在是鳳毛麟角。
《留東外史》主要是寫民國初年一幫所謂的留學生在日本吃喝嫖賭的荒唐勾當，但其中寫到的日本人，從軍官、警察、武士、紳士、商人、藝妓、暗娼、老鴇、大學生一直到下女，應有盡有，而沒有幾個正面人物。作者居高臨下地一路指點、嘲罵下來，毫不客氣地告發了這個東方“賣淫國”。到郭沫若、鬱達夫的筆下，雖已失去《留東外史》的那股豪氣與俠氣，對日本人的反感卻是有增無減，《沉淪》裏的主人公對日本人怨恨之深，幾乎達到被迫害狂的地步，極度孤獨中，頻頻向“祖國”發出責難。郭沫若在《行路難》裏，對勢利的日本人發出火山爆發般的痛斥：“日本人喲！日本人喲！你忘恩負義的日本喲！我們中國究竟何負於你們，你們要這樣把我們輕視？”日本房東説“支那人”時的惡毒表情和語調，激起作者的民族優越感：“你們究竟意識到‘支那’二字的起源嗎？在‘秦’朝的時候，你們還是蠻子，你們或許還在南洋吃椰子呢！”
毫無疑問，這種強烈的反日情感起源於日本人的壓迫，正如日本史學家實藤惠秀在《中國人留學生日本史》裏指出的那樣：是日本人的歧視和欺侮刺激和培養了中國留學生的愛國情感和國家意識。必須看到，這種反日情感裏包含了複雜的內涵，其鋒芒所指，是得志倡狂、成為爆發戶的日本人，並不是文化、地理上的日本。《留東外史》裏的黃文漢，聽到日本軍官大放厥詞，侮辱中國，當場予以痛斥，還要和他決鬥；遇上欺侮中國人的日本警察，則儘量地捉弄，還在比賽中擺平過東洋大力士。然而同樣這個黃文漢，卻有雅興身背行囊，獨自一人徒步到箱根，沿途觀賞秀麗的景色，體驗民俗風情，並對三弦演奏和“浪花節”有精深的修養，與藝妓也相處得融融泄泄。這種矛盾也存在於鬱達夫身上，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裏，他對日本文化大加讚美，認為在日本住得越久，越能體會到它的好處：“滯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則這島國的粗茶淡飯，變得件件都足懷戀；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麗，精神的飽滿，秩序的整然，回想起來，真覺得在那兒過的，是一段蓬萊島上的仙境裏的生涯。”——這與《沉淪》裏的絕望、陰暗相去何遠！郭沫若更是陶醉於日本的湖光山色、純樸的自然，甚至覺得有天堂之喻的杭州都沒有日本好，“假使生活能夠安全，我就老死在這兒也是很情願的。”（《紅瓜》）
然而，這種對“日本”的讚美含有難言之痛。“日本”的美因中國人在那裏所感到的“冷”而蒙上一層陰影，又因“祖國”的不爭氣而顯得可望不可及。留日作家筆下的東瀛之美總是籠罩著一層虛無和傷感，揮之不去，原因就在這裡。“雖信美而非吾土兮”——繆崇群的《江戶帖》的題簽，準確地傳達了這種意思。所以在留日作家筆下，讀不到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閒話》、《我所知道的康橋》那樣熱情飽滿的文字——它們只能出自單純、健康的心靈和對該國文明的整體崇拜。
處於兩面壓力的留日作家無法克服這個悖論，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日本人”與“日本”從來是一個整體，兩者無法分離。生拉硬扯，只能扭曲對象。本世紀初的留日文學創作裏有不少漫畫式的日本人，卻鮮有藤野那樣可敬可親的形象，原因恐在於此。
妖魔與妖魔化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使中國人心目中本來不佳的日本人形象更加可怕，中國作家筆下的日本人從此由“人”變成了“魔”。汗牛充棟的抗戰文藝裏，日本軍人都是以披著人皮的野獸出現的。他們從相貌、性格到行為邏輯無不體現獸性，是青面獠牙、殺人不怕血腥的惡魔。1949年以後大量産生的描寫抗日戰爭的現代革命歷史小説延續和強化了這一模式，“豬頭小隊長”作為兇殘的符號定格在人們的記憶中。
平心而論，侵華戰爭中的日本軍人確實沒有多少人性可言，其殘暴的程度令全世界震驚。然而冷靜地看，日本人即使墮落成殺人不眨眼的妖魔，也仍然是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假如只看到這種獸性，勢必帶來藝術上的失真。正如鬱達夫在分析“抗戰八股”時説的那樣：“人性裏帶有獸性，同獸性裏帶有人性一樣。敵人的殘暴惡毒，雖是一般的現象，但獸尚且有時會表露人性，人終也有時會表現本性的無疑——這種獸性裏的人性，在我們當前的敵人中間，也不能説完全沒有。”（《從獸性中發掘人性》）這樣的聲音在民族生死絕繼的炮火中是註定要被淹沒的。在某些特殊時期，文學成為民族生存鬥爭的武器是必然的命運。
鬱達夫曾樂觀地斷言，偉大的戰爭文學至少在抗戰勝利之後必然會在中國作家筆下出現。這一斷言遲遲沒有實現，原因不言自明。將敵人妖魔化，雖有利於同仇敵愾、取得戰爭的勝利，卻無助於對妖魔本質的揭示。妖魔化與揭示妖魔性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出於一種非理性的仇恨的宣泄，後者則以理性直面人性的醜陋及其生成的原因。妖魔化以誇張的手法控訴日本軍人的殘暴，卻沒有也無法揭示他們何以如此殘暴，這實際上暴露了當時的中國作家認識日本時的盲點。他們看不到，鬼子的殘暴除了崇尚武力的本性，還有日本社會的結構性原因，即下級士兵受上級軍官欺侮虐待後的暴力轉移；他們同樣看不到，這種殘暴的背後更有一種冠冕堂皇的歷史進步的邏輯——優勝劣汰、物競天擇在起作用。事實上，正是妖魔化本身，遮掩了妖魔性的實質。這又是一個悖論。
而且，隨著日本人的妖魔化，作為地理、文化上的日本也跟著遭殃。在老捨得作品裏，日本人就不必説了，他們的身體被醜化為可笑的“板凳狗”——“一種既不像笨狗那麼壯實，又不像哈巴狗那麼靈巧的，撅嘴，羅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矮狗”。日本文化也被貶得一無是處，日本不僅沒有自己的哲學，也沒有自己的文學、音樂、繪畫與科學（《四世同堂》）；連日本國土的形狀也是令人厭棄的，因為它看上去像一根“炸壞了的油條”（《小坡的生日》）；甚至連日本人做事認真的優點也成為嘲諷的對象，“日本人喜歡把一粒芝麻弄成地球那麼大”，“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與心計”。做事認真本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國民性，魯迅生前一直高度評價這種精神，去世前不久，還呼籲用這種精神來治療中國人向來的“馬馬虎虎病”。《四世同堂》雖是一部傑作，它曲盡其妙地寫出了淪為亡國奴的中國人的內心痛苦與悲慘，但未能寫出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日本人，強烈的民族情感制約了作者。當然，這不能怪老舍，民族的呼喚、時代的期待使然。
然而從藝術上看，“妖魔化”並非絕無一點可取之處，尤其是和諷刺調侃結合到一起時。它具有潛在的娛樂消遣功能。《烈火金剛》中的豬頭小隊長，《地道戰》裏的松井大隊長，《紅燈記》裏的鳩山，在那個娛樂消費極度匱乏的年代曾給人們帶來過多少快樂。這時的日本人，實際上成了中國大眾的消遣對象。
歷史記憶的延伸
開放時代的到來，使新一代作家筆下的日本與日本人的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妖魔化”的退場，個人立場的建立，使這一領域的寫作變得豐富多彩。然而，“反日”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主題仍然在繼續，並且注入了新的內涵。在《上海人在東京》中，作者以極陰暗的眼光審視日本的一切，咒罵小日本的勢利和無情，宣泄淘金夢破産後的怨恨。書裏唯一有點人樣的日本人，是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鬼子。相比之下，《我認識的鬼子兵》更有品位。此書真實地記錄了一幫老鬼子們對那場戰爭的懺悔心理，披露了他們複雜的心路歷程和日本軍人特有的性格邏輯，昔日的妖魔還原為真實可信的人。讀後令人悚然：日本人身上有極可怕、極厲害的一面。作者的用意顯然不只是要為歷史討個公道，更是要提醒中國人，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歷史悲劇？這種悲劇以後還會不會再發生？這段沉重的歷史記憶瀰漫在當今留日文學作品中，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即使是在《通婚果》這一類講述國際婚戀的作品裏，歷史問題也會不經意地冒出來，成為夫妻或戀人爭端的藉口。
然而，世紀末的“反日”與世紀初的“反日”畢竟有所不同，它往往不再具有後者的那種與“祖國”宿命般的糾葛，而更以個人的利益得失為重，也就是説，“反日”從一種對祖國的信仰演變成一種生存策略。《東京有個綠太陽》揭露了日本漢學界黑暗的一角，名牌大學的教授被寫成寡恥鮮廉的小人、玩弄女學生的色狼。細讀全書，字裏行間卻散發著一種競爭失敗、自戀受挫以後的怨恨。自命人品高尚、學養不凡、一直拒絕色狼教授糾纏的女主人公最後投入另一個日本男人的懷胞，成為人家的消費品。縱觀當今的留日文學，“反日”在很大程度上墮落成泄私憤的撒氣筒，成為一種生存手段。在這種心理背景下，歷史變成現實的籌碼在所難免，這樣的“反日”勢必變得庸俗化。
中華讀書報2001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