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的“盲點”

    據中國教育報報道，“十五”期間，我國已將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並列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掃盲課程和教學改革正在深化，以學習需求為導向、能滿足成人文盲基本需求的掃盲教育機制正在形成，掃盲的實用性繼續提高，並逐步從“掃文字盲”向“掃文化盲”的方向轉變。逐步形成基本語文、實用數學、創業知識與技能、家庭生活知識與技能、公民生活知識與技能相結合的掃盲課程體系。理論上，與掃盲工作相配套，應該會有大量掃盲圖書出版，但是，記者對掃盲圖書的出版現狀進行了解後發現，其形勢並不樂觀。記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採訪時了解到，雖然掃盲圖書從1950年就開始印刷出版，但到現在的50年時間中，總共出版的種類也只不過十幾種，出版的教材中再版的幾乎沒有。據該社成人教育中心主任顧國麒介紹，從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那一年就開始出版掃盲類教材及圖書，此後也陸續出了一些。但記者發現，這些50年代出版的掃盲類圖書大都是些掃盲的經驗材料匯集，最早的一本真正稱得上掃盲教材是1956年出版的《成人識字教學》，還是為掃盲教師編寫的。能真正為渴求知識的文盲出版的教材幾乎沒有。

    1964年出版的《農村雜字》選用的是農村生産生活中常用的字詞，四字一句，雙句押韻，作為農村小學和業餘學校的師資教材，也可以作為農民查字用。可以算做一本出給文盲群體的書。令人遺憾的是，1964年到1990年之間掃盲類書籍的出版基本是空檔。直到90年代才出現了兩套系列掃盲讀物，其中一套是譯著，另一套是全國掃盲和掃盲後教育閱讀叢書，文字通俗，圖文並茂，內容緊密結合我國農村的實際，包括公民教育，文化教育，實用技術知識，生活常識教育和衛生與健康教育等幾個方面，層次上大致分為掃盲和鞏固提高兩個階段。而且對1000個常用字以外的字加注拼音和同音字，可以説是一套高品質的實用性強的掃盲讀本，可記者卻發現這套讀物只出版了5000冊。相對於龐大的文盲群體而言，真是杯水車薪。

    那麼，其他出版社對此類圖書的出版情況又怎麼樣呢？記者撥通了北京的幾家出版社，他們的回答都是兩個字：“沒有”。記者來到北京圖書大廈，沒有找到一本可以用來做掃盲教材的書，更沒有一本為文盲群體編寫的讀物。隨後，記者又來到海澱區的幾家書店，發現的結果是一樣的。

    掃盲書誰來做

    掃盲圖書為什麼沒有人做？如此龐大的文盲群體，必然對掃盲圖書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應該蘊藏著巨大的商機，為什麼出版社對此不屑一顧呢？

    人教社成人教育中心顧國麒主任説，“一般出版這類東西都是賠本，這是明擺著的。人教社是直屬於教育部的出版社，作為國家出版社，對特殊群體教育的支援，比如説，聾啞教材，還有掃盲讀物的出版，我們都是不惜成本，不惜投入的。掃盲教材印數低，定價不能高，恐怕農民買不起。在沒有任何政策優惠的基礎上，很難大量出版此類圖書，因為要考慮出版社自身的承受能力。”但是，顧主任強調，人教社會全力以赴去支援掃盲工作，只要是教育部規定下的任務，我們都會毫無保留地去完成，這是賠本生意，但我們有這個實力。按理説，這也是應該的，任何出版社都不能光想著掙錢，還得為社會盡義務呢。

    難道掃盲教材及讀物就不能做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嗎？顧國麒主任説，這從理論上來説應該是行得通的，因為有掃盲基金。但實際運作中有很大的困難，比如，掃盲教材的發行是直接通過教育部掃盲處組織，他們靠掃盲基金徵訂教材，不是通過新華書店或通過市場去做的，因為後者沒有積極性。這種情況下，只能通過行政手段，教育部的掃盲處組織編寫，然後要求下面徵訂，真正走向市場化運作難度很大。

    談到這項工作的改善，人教社成教中心的龔貴春先生説，掃盲工作是一種公益性的事業，要靠全社會共同來投入。掃盲群體大都分佈在一些貧困地區，讓他們自己拿出一部分錢去脫盲是很難的。因此，掃盲工作實際上是和扶貧工作挂在一起的，要靠大家。

    在談到掃盲圖書的研發現狀時，“西南師範大學掃盲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副主任劉義兵教授説，目前，這方面的教材大多還是翻譯過來的。不過，“中心”成立以來，已經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機構，特別是亞太文化中心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開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與合作。從1997年7月以來，“中心”先後有12人次的研究人員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到日本、印度、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參加亞太地區掃盲教育的學術交流和合作課題研究活動。在亞太文化中心的資助下，“中心”成功地改編並開發了7種掃盲後繼續教育讀物，印刷量都超過了15，000冊。“中心”已將這些讀物免費分發到相關的掃盲教育的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以及鄉村一級的掃盲班和掃盲後繼續教育班。更令人欣慰的是，由教育部委託“中心”編寫的一套教材在經過幾年的醞釀之後，今年將開始投入運作。劉教授特別呼籲大家都來關心和支援掃盲工作。

    掃盲圖書重要

    抓好義務教育更重要

    “義務教育真正普及了，也就不存在文盲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關鍵是要抓好和落實義務教育、基礎教育，解決九年義務教育問題。遏止大批新文盲的出現才是根本。

    鄭也夫教授認為在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文化歷史資源中，“有教無類”即使不是排在第一，也可以在前三位中佔據一席。從官方的制度看，科舉從來不排斥貧寒子弟。從基層的實踐看，那些家境貧困卻天資聰穎的學童常常可以得到家族中有地位者的支援。它是超越種族的。魏晉隋唐時期，北方的胡人為什麼能夠迅速漢化，不排斥外族的正規與非正規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有教無類”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教化程度，將其才俊之士篩選和提拔到適當的崗位上，它還是為數稀少的跨越歷史長河而不衰減其積極意義的道德與制度。

    鄭也夫教授感慨地説：看到今天中國大城市中一些學校拒收農民工的子女入學，慘澹經營的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竟四面受阻，我們不禁要問：我們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的政策已經實行了20餘年，為什麼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都沒能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讀書的問題？為什麼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學要交贊助費？據説是因為他們的教育費用還在老家，城市沒有他們的教育費用。但是他們遷移後恰恰沒有為老家創造財富，而是為城市增加了稅收。在巨變的社會中，我們已經調整了無數項政策，不調整這項政策是因為不重視這個問題嗎？但是城裏人為自己子女的教育一擲千金，又説明瞭並非不重視這類問題。鄭也夫教授説，開辦一些專收農民工子弟的學校只能是權宜之計，因為明擺著，教育品質不過關。

    掃盲，説到底，其核心是孩子的讀書問題，應該認真貫徹《義務教育法》，讓已經遷入城市的農民子女享受與城市孩子一樣受教育的權利。在面積更廣大的農村，就更應該把它當做一件大事，因為目前我國8500萬文盲中，在農村的佔了極大的比重。目前，教育部門的當務之急是俯下身來，目光朝下，落實各項政策，督促各項工作的開展。 （ 趙艷紅 張家興）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