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頭一年,日元匯率像是決了堤的江水不斷下瀉。2000年12月20日,在東京外匯市場上日元兌美元匯率還是113比1,然而,2001年12月25日,東京外匯市場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繼續下跌,到下午5時跌至130.77兌換1美元,為三年來的最低點。目前,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已低於1998年10月的130比1的水準。日元大幅貶值,將對亞洲經濟産生巨大衝擊。
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其經濟天然具有依靠國際市場的特點,進出口在日本的GNP中一直佔有重要位置。因此,影響進出口的日元匯率也就始終是國際金融市場關注的重點。根據著名的Mundell-Fleming模型,在日本實行的浮動匯率制下,貨幣政策有效,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因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國內利率的下降,促進資本流出,使本幣貶值,刺激出口。相反,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産生擠出效應提高國內利率,促進資本流入,導致本幣升值,抑制出口。所以,寬鬆的貨幣政策是日本在浮動匯率制下保持經濟內部平衡的主要手段。1991年後,日本經濟增長停滯。2001年初以來,日本經濟不斷下滑,第二、三季度連續出現負增長。日本政府預測,2001年度國內生産總值實際增長率將為負1%,2002年度實際增長率至多為零。為了改變經濟長期低迷,日本繼多次推出擴大公共投資之後,又採取了許多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均未奏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了2001年世界經濟預測報告,IMF悲觀地指出,世界經濟如因美國經濟回升延後而進入負增長,那麼日本將會跌入連續三年負增長的深谷。
在這種情況下,寬鬆的貨幣政策是日本滿足國內目標的必然選擇。中央銀行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重點是擴大貨幣供給量,有三個具體措施:1、將日本銀行現金戶頭存款的6萬億日元擴大到10至15萬億日元,即把貨幣供應量擴大1至1.5倍;2、將購買長期債券的數量從月間6000億日元提高到8000億日元;3、積極購入企業籌資債券,為銀行發債擔保。
但是,在浮動匯率制下,日本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反對經濟衰退的對內經濟目標與亞洲各國希望穩定日元匯率的目標相矛盾。因為,日本中央銀行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同時,經濟長期低迷的主因是結構性問題,必然會導致國際資本的流出,從而會引起日元匯率的貶值,是一個長期的貶值趨勢。目前,金融市場人士認為,既然IMF和美國同意日元貶值,日元2002年有可能降至160至170日元兌1美元。如果日本中央銀行看重匯率穩定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重要性,那麼,寬鬆的貨幣政策調節日本國內經濟就會受到限制。
現在關鍵是日本中央銀行在多大程度上關心日元貶值對亞洲經濟的影響。日元貶值是日本追求積極貨幣政策的結果。積極貨幣政策,特別是增加貨幣供給量,對日本經濟意義重大,是沒有選擇的選擇。1971年美國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是基於美國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這導致戰後國際貨幣體系崩潰。
日元貶值能否刺激日本出口而帶動經濟復蘇呢?讓我們先回顧歷史。戰後日本經濟增長奇跡導致日元長期升值。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發生資訊技術革命,美國利率上升,美元急劇升值,日元相對貶值,導致日本對美貿易大量盈餘,日美貿易摩擦日益激化,1985年9月,美日等五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簽訂“廣場協議”(Plaza-Agreement),旨在降低美元對日元等貨幣的匯率,由此導致了日元的急劇升值,從1:240到1:200進而突破了1:150。日元升值導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經濟的短暫衰退。但是,日元貶值的出口效果是有不確定性的。
在長期來看,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符合中國、亞洲和世界經濟的根本利益。2001年的世界經濟低迷是歷史上最為同步的一次,是全球化和資訊技術革命的結果。日本仍然保持著世界經濟大國地位,IMF指出世界經濟衰退的最大負面影響來自日本。在我看來,建設一個“學習經濟”制度是日本經濟的治本之道。但短期來看,日元可能的大幅度貶值不符合亞洲經濟的整體利益。除中國經濟高速健康增長外,2001年東亞的情形讓人擔憂。如果日本單純放縱本國貨幣貶值,依賴出口的東亞經濟受到強烈衝擊,亞洲各國的貨幣可能競相貶值,從而在亞洲引發新的金融動蕩。
綜上所述,日元長期貶值是不可避免的,是日本自身經濟利益決定的,其真正目的是實行積極貨幣政策而可能不是刺激出口。但是,日元貶值的時機和幅度必須考慮到亞洲經濟的承受程度,絕不能突然大幅度貶值,使亞洲國家在世界經濟低迷中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中央銀行在日元貶值上與美國和IMF商量是不夠的,有責任和義務與亞洲各國協商。
中國的遠大理想是實現2050年第三步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約是世界經濟的四十分之一,需要長期的和持續的經濟增長,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應韜光養晦,有所作為。2001年加入WTO,我國需要至少10年的經濟結構調整。在今後10年內,中國應集中精力搞好入世後的經濟結構調整。當前,我國不能“兩頭作戰,腹背受敵”,應先內後外。為此,我國10年內不能輕易放開資本帳戶,為防國際資本過分流動和金融危機而分散精力,面對日元貶值,人民幣匯率應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繼續保持長期穩定,同時參與國際上關於日元貶值的談判和協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為我國提供了靈活應付最壞情況的制度保證;我國政府對人民幣繼續保持長期穩定的承諾是對亞洲經濟包括日本經濟的巨大貢獻。 (姚余棟,前世界銀行經濟諮詢顧問)
《國際金融報》 (2002年01月03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