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事安全戰略將調整“攻勢”和“守勢”的資源分配，調整前進式防禦與本土防禦的比重，確立本土防禦的最優先性。同時，美國仍將關注世界各地區可能出現的潛在軍事威脅，對外部世界也會更加防範
●俄國已表現出對美國推進NMD的某種許可，美國將最終從《反導條約》中鬆綁。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部署一定規模上的導彈防禦系統將是一個無法避免的事實
●有跡象表明，美國全球外交政策已有從單邊主義轉向謀求國際合作的趨勢。但如果以此認為美國將徹底放棄單邊主義也與實際不符
“9 11”恐怖事件至今已經接近3個月，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也進行了近兩個月。這次恐怖襲擊事件不僅在美國人心理上造成本土已不再安全的陰影，迫使美國重新限定國家安全威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為後冷戰國際關係注入新的變數。
重新估量“本土防禦”和“前進式防禦”戰略
首先，美國的決策層開始通盤檢討和反思未來的國家安全戰略。恐怖分子非傳統式的攻擊已使反恐怖主義上升到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首位，並迫使精英層重新審視21世紀的安全威脅形式與能力。布希總統明確表示：恐怖主義已成為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首要安全威脅。冷戰結束後一度失去重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又有了新的目標，由於大敵當前，外交政策也開始圍繞反恐軸心而旋轉。
自二戰以後，美國一直採用拒敵于境外的軍事安全戰略。為此，美國奉行廣結軍事同盟、保持大量海外駐軍的前進式防禦政策。“9 11”事件發生時，整個美國大陸48個州僅有20架戰機擔任本土保衛和巡邏任務，而且值勤區域均不在紐約和華盛頓附近。這説明長期以來，尤其是冷戰後，美國人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力量有能力襲擊美國本土。而此次襲擊不僅使美國大陸本土遭受自內戰以來最慘重的傷亡，而且也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國人的安全感。9月30日公佈的五角大樓“四年防務評估”，對此進行了深刻反省，提出美國的軍事安全戰略將從過去以威脅為基準的防禦模式向以威脅能力為基準的模式過渡。新的模式將更注重敵人攻擊的方式和能力，而不單純去明確誰是敵人，將在哪發生戰爭。
所以，美國軍事安全戰略將調整“攻勢”和“守勢”的資源分配，調整前進式防禦與本土防禦的比重，確立本土防禦的最優先性，尤其強調保衛美國本土的獨特需要；除增加國防經費外，重點在於識別、阻嚇和擊敗那些依賴奇襲、騙術和用非對稱戰爭手段達到目的的對手。同時，美國仍將關注世界各地區可能出現的潛在軍事威脅，對外部世界也會更加防範。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戰略考慮的優先順序和比重正在發生變化。“9 11”事件前，美國戰略考慮的第一層次是可能與美競爭的中國和俄羅斯，接下去是中東、朝鮮半島等敏感地區和國際恐怖主義，而來自亞太地區的威脅被放在突出的位置；“9 11”事件後，美國與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競爭暫居第二層次，至少在阿富汗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恐怖主義威脅未根本緩解之前會這樣。不僅如此，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成為美國對付恐怖主義的夥伴。這是美國安全和外交政策中現實性的一面。
目前五角大樓已開始重新考慮美國怎樣在兩個戰場上同時作戰。出於實際需要，美國勢必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強調與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維持“建設性合作”關係，而不便突出或強化“遏制”與預防性戰略的一面。但中國仍將會是布希安全班子眼中長期而潛在的競爭對手。
導彈防禦體系仍會繼續“開工”
“9 11”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攻擊形式並不會影響美國對傳統安全威脅的防範與關注，但重點則會轉移到傳統威脅和對本土的非傳統威脅的新平衡上。美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的研製和部署不僅不會受到限制，而且會加快。雖然“9 11”事件使得自由派人士更質疑NMD的有效性，因為恐怖分子根本不需要導彈，只要手持小刀就可以作案；但美國的保守勢力則要求加速NMD的建立，其理由是一旦美國認為的所謂“無賴國家”掌握了遠端導彈發射技術，配上少許生化武器（甚至核武器），對美國本土的打擊將是災難性的。更主要的是，“9 11”事件使絕大多數美國人更為關注國家的安全問題。一項民意調查表明，“9 11”事件前美國人對NMD的贊同率為46％，“9 11”事件後贊同率上升到80％左右。布希公開表示，“‘9 11’事件使得NMD的部署更加急迫，我們需要它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不受政治訛詐和恐怖攻擊”。
恐怖襲擊雖然是美國加快NMD研製的直接理由，但布希的安全班子也希望能“一箭雙雕”，以此防範美國潛在的對手和傳統意義上的敵人。由於1972年簽署的《反導條約》明確限制美國要搞的那種NMD系統，布希便試圖説服俄羅斯總統普京廢除“過時”的1972年反導條約，建立能夠包容美國NMD的“新型戰略框架”。同時，布希也試圖説服中國領導人，美國的NMD不會危及中國。普京雖然反對廢除《反導條約》，但已感到對此無能為力，故希望通過談判，多少換得一些對俄羅斯有利的條件，如雙方大幅度削減核彈頭數量等。普京的美國之行雖然未與美國在《反導條約》方面達成最後協議，但雙方已在裁減核武器數量上達成妥協，而俄國也已表現出對美國推進NMD計劃的某種許可，美國將最終從《反導條約》中鬆綁。儘管這是許多國家不願看到的，但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部署一定規模上的導彈防禦系統將是一個無法避免的事實。
單邊行為的“低姿態”，多邊合作的主導地位
同時，美國明確將恐怖主義對紐約和華盛頓的襲擊定為反人類文明的罪行，要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與美國一起，同恐怖主義作戰。然而，這是一場看不見敵人、又無法分辨前線與後方的戰爭，無法預測要花多少時間以及以何種方式結束，在國際法、國際關係和軍事規劃上也都無章可循。在新的敵人面前，美國必須尋求國際合作，而且必須為此投放更多的政治和外交資本。有跡象表明，美國全球外交政策已有從單邊主義轉向謀求國際合作的趨勢。在“9 11”之後白宮在幾天之內主動與盟國和世界主要大國緊急通話；美國國會立刻答應支付長期拖欠的聯合國會費；中國加入WTO的最後障礙，也在一夜之間得到解決；美國還主動要求同歐洲盟國恢復談判強化《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議定書，而幾個月前，布希政府曾拒絕這樣做。
但如果以此認為美國將徹底放棄單邊主義也與實際不符。在反恐怖主義的行動中，華盛頓的某些做法可能會更加專斷，在謀求不得已的多邊合作時，美國也會始終保持其主導地位，並時時顯現單邊行為的本質特徵。布希曾公開要各國做出選擇：“要麼站在我們一邊，要麼站在恐怖主義一邊”，這同冷戰時期非友即敵的思維方式如出一轍。更有甚者，美國不僅不許別國中立，而且光表態不行，還必須拿出實際行動支援美國。這再次顯露了美國難捨單邊主義的心態。而且此次美國出兵阿富汗又一次越過了聯合國安理會。
但美國不得不尋求國際合作，因為這場反恐怖主義的戰爭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戰爭。美國軍事上的尖端科技優勢，使其能很容易在戰場上摧毀目標明確的敵人，但要對付看不見的敵人，打擊行蹤和意圖更難確定的恐怖分子，則需要全新的戰略思維。美國發動大規模空襲，出動地面特種部隊，固然已見成效，但在多長時間內可以消滅本 拉登及其組織，仍是個很大的未知數。美國需要別國在外交上的合作，共同向可能庇護恐怖主義的國家施壓，在海關、執法和凍結恐怖組織賬戶等方面也需要別國的幫助。同時，在情報方面，近年來美國已逐漸放棄傳統的人員情報收集，而過分依賴高科技的電子和影像情報技術。美國每年投放的情報預算經費高達幾百億美元，卻拿本 拉登沒有辦法，更無法預測“9 11”的恐怖襲擊。普京已多次告誡美國人，反恐怖戰爭實際上也是一場艱巨的情報戰；巴基斯坦總統也強調，如果美國能夠獲得準確的情報資訊，阿富汗戰爭可在幾週內結束。為此，在對付國際恐怖主義戰爭中，美國不僅需要檢討其情報收集方法和策略，而且必須加強與別國的情報合作。
由於“9 11”事件改變了美國精英層對安全威脅的認知，短期內美國必須全力對付有能力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的恐怖主義，對外政策無疑要有相應的調整。正如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拜登指出的那樣：“布希政府的外交戰略思維已經發生轉變，正在謀求與中國、俄羅斯之間新的戰略關係。”不過，“9 11”前存在於美中、美俄之間的核心問題依然存在，同時，由於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美國國內的保守主義將會呈上升之勢。對這點，我們也應該加以注意。
《環球時報》 (2001年12月07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