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在最新一期《財經》雜誌上載文稱，中國過去一年來在宏觀調控上頗有成效，但依然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趨勢和景氣預期，意味著宏觀調控不能就此偃旗息鼓。為了今後採用更合適、更有效的宏觀政策，延續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有必要對宏觀調控的一些認識上的混亂和實際決策中的誤區加以澄清和反思。

首先，宏觀調控的目標應當非常清晰地定為國內價格總水準的穩定。當國內價格總水準穩定時，其他的重要宏觀經濟變數(如實際GDP、失業率、經常賬戶等)更有可能獲得較好的平衡。物價總水準不是指單一商品(鋼材、原油或糧食)的價格，而是有代表性的加權匯總的最終産品與服務價格指數，最理想的是GDP平減指數。中國還應制定適當的“核心CPI”，以剔除特定産品短期因素的影響。此外，還必須特別關注資産價格包括房地産價格的變動趨勢，為宏觀政策提供更可靠依據。

中國的宏觀調控在主觀上有多重目標，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主要目標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標之間的相互衝突，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不少官員和學者把宏觀調控簡單理解為壓縮鋼鐵、房地産等特定行業的固定投資，或者保障糧食生産和農民收入。這些雖重要，但非宏觀問題，卻與宏觀調控混在一起，導致政府不能適時對症下藥。本來貨幣政策是為了影響總需求，如果總需求過旺導致了嚴重的通脹壓力，央行就有充足理由考慮加息。

其次，宏觀調控必須主要依靠市場化的間接政策手段，而盡力避免直接的行政手段。這就是尊重企業和家庭作為基本經濟主體的理性和自主決策權，甚至也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決策權，只圖通過柔性政策措施來影響其資本成本、外部運營環境和未來利潤預期，從而誘導其自發地調整經濟行為。行政手段至少有兩大害處：一是容易矯枉過正，增加操作性失誤的風險，反而增加了“硬著陸”的概率；二是容易打擊傷害企業，尤其是私人企業的積極性，對未來就業和産出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第三，宏觀調控必須注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在此番調控中，財政政策未能與貨幣緊縮措施有機同步配合。當內外需雙雙強勁、通脹壓力死灰複燃時，財政政策應有根本性的及時調整，變“擴張性”為“緊縮性”。過去兩年是中國減少財政赤字的黃金機會，有相當大的空間削減政府許多不必要的公共投資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資。

第四，中國的宏觀調控應兼顧內外均衡，但國內經濟平衡和穩定是重心，外部經濟平衡應從屬於國內經濟穩定。在固定匯率制下，貨幣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旦經濟過熱失控，通脹大幅上升，房地産價格泡沫形成，國內宏觀經濟將急劇不穩定。而在匯率走向靈活後，即使人民幣升值而經常賬戶出現逆差，只要實行明智的貨幣政策，避免國內經濟重大失衡，中國經濟仍能保持快速穩定增長。

最後，政府對宏觀調控必須胸有成竹，方寸不亂。曾幾何時，不少人斷定中國經濟是一個即將破滅的大泡沫。在一片危言聳聽聲中，投資者最擔心的是當局採用急功近利的措施，尤其是行政手段，搞“一刀切”、急剎車，加大“硬著陸”風險。事實上，在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有最佳的宏觀經濟記錄，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完全有能力也有市場化的政策工具可以運用，成功實現調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