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猖獗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突出現象。中國是在英國對華鴉片走私中步入近代的，又是在“無貨不美，有美皆備”的美貨走私中結束這段歷史的。考察中國近代的走私貿易歷史，大致可以把它分為兩個時期、四個階段。
1840—1936年為煙毒走私時期。這個時期以1907年為界，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段以英國對華鴉片走私為主，後段則以日本對華毒品走私為主。
英國對華鴉片走私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鴉片戰爭結束後，由於清政府對鴉片走私不敢厲禁，以至名義上的鴉片走私貿易竟然公開地進行，“在上海海關，鴉片在海關關員的面前公開地通過，而且是唯一不受檢查的進口貨品。……在寧波、福州及汕頭，鴉片貿易也是同樣公開的。”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此並不滿意，終於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逼迫清政府在《天津條約》中承認鴉片進口“合法”，每箱徵收30兩鴉片稅。從此，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裏，懾于侵略者的淫威，清政府絲毫不敢觸動鴉片貿易。直到1907年，在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英國才與清政府簽訂條約，答應輸華鴉片每年遞減1／10，十年減盡。
中國最大的鴉片供應國英國放棄了對華走私政策，按理説中國煙毒問題的解決指日可待。但事實並非如此，原因即在於日本趁機填補了英國留下的“真空”。它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大肆向中國走私烈性毒品，1918年輸華嗎啡達18噸，1926年私運中國嗎啡和其他毒品40噸。與此同時，日本向中國大陸的鴉片走私也在迅猛增長，到20年代後半期，每年輸入額高達10億元，以至於日本人欣喜地認為“對華貿易的妙味在鴉片買賣”！到了30年代，日本的對華毒品輸出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天津日租界成了全世界海洛因製造的中心，山西成了有名的“白麵世界”，其他地方也被日本人搞得烏煙瘴氣。
1930—1949年為普通商品走私時期。以1945年為界，這一時期也可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日貨走私階段，後一階段為美貨走私階段。本時期的第一個階段與上一時期的後一個階段有若干年的重復，這説明日本在毒品走私的同時，又掀起了大規模的普通商品走私。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謀求關稅自主，終於在1928年底公佈第一個稅則，以後又陸續公佈幾個稅則，稅率較前迭有提高。這本來是主權國家的合理行為，但卻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華北走私一時竟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嚴重事件。為了策應日韓浪人走私，日本對中國的正常緝私行為橫加干涉，致使中國海關無法正常工作。在日本的壓迫下，華北一帶門戶洞開，走私如入無人之境。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非但沒有放棄走私政策，反而變本加厲，向國統區走私的貨品五花八門，無所不有。這時日本的如意打算是，通過傾銷商品來獲取法幣，再拿法幣到設在上海的法幣外匯基金市場套取美元，借機衝擊法幣外匯市場，造成法幣的動蕩乃至崩潰。
1945年抗戰勝利後，日本被迫放棄對華走私政策，美貨走私旋即迅速佔了主導地位。美貨走私傾銷在戰後一時氾濫成災，1946—1948年分別為1.1億、9600萬、3100萬美元，1946、1947年約佔中國合法進口總額的20％，1948年佔15％。
綜觀整個中國近代走私歷史，可以發現如下幾個特點。第一，走私貿易為外力所主導，表現了中國濃厚的半殖民地性。哪個國家的侵略勢力在中國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它的走私活動就會相應地活躍起來。最早是英國，接著是日本，最後是美國。令人髮指的是，為了就近向中國傾銷毒品，日本甚至將制毒工廠開在中國領土上的日本租界內。抗戰勝利後，美貨通過非正常途徑大量涌入，海關受到了腐敗無能的指責。但海關也有苦衷，據海關總署向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報告，“外國軍艦及運輸艦進口時，向來不受中國海關檢查”。正是由於中國的主權橫遭侵犯，才使走私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長期得不到遏制。
第二，政治窳敗一直是困擾緝私的嚴重問題。晚清時期，腐敗問題已是病入膏肓、難以治理了。民國肇建以後，清朝官場上的腐敗習慣又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繼承下來。據曾任兩廣鹽運司江平緝私艦艦長的葉少林説，在舊社會，緝私即走私已是公開的秘密。抗戰時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緝私人員竟與走私分子沆瀣一氣，“敵貨檢查處有時成了敵貨通過處”。抗戰勝利後，時人稱緝私是“一件相當滑稽而可怕的事”，緝私人員“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如此緝私，效果可想而知。
第三，中國近代長期處於商品短缺狀態，客觀上也刺激了走私入口的興旺。據調查，在中國近代經濟形勢最好的1936年，中國只有絲織品、植物油、火柴自給有餘，小麥粉、煙草、琺瑯鐵器、纖維製品、煉瓦、灰泥土類、洋灰、酸類、鹼類、棉紡織品勉強可以自給，砂糖、玻璃製品、紙類、皮製品、毛及毛織品、染料、石油汽油、鋼鐵、機械、車輛船舶、電氣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口。而且這個統計是把外商在華工業生産也計入在內，如果剔除這一大塊，中國工業的自給率會更低。這給列強向中國走私普通商品提供了可乘之機。
《光明日報》 2001年12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