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猖獗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突出現象。中國是在英國對華鴉片走私中步入近代的,又是在“無貨不美,有美皆備”的美貨走私中結束這段歷史的。考察中國近代的走私貿易歷史,大致可以把它分為兩個時期、四個階段。
1840—1936年為煙毒走私時期。這個時期以1907年為界,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段以英國對華鴉片走私為主,後段則以日本對華毒品走私為主。
英國對華鴉片走私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鴉片戰爭結束後,由於清政府對鴉片走私不敢厲禁,以至名義上的鴉片走私貿易竟然公開地進行,“在上海海關,鴉片在海關關員的面前公開地通過,而且是唯一不受檢查的進口貨品。……在寧波、福州及汕頭,鴉片貿易也是同樣公開的。”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此並不滿意,終於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逼迫清政府在《天津條約》中承認鴉片進口“合法”,每箱徵收30兩鴉片稅。從此,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裏,懾于侵略者的淫威,清政府絲毫不敢觸動鴉片貿易。直到1907年,在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英國才與清政府簽訂條約,答應輸華鴉片每年遞減1/10,十年減盡。
中國最大的鴉片供應國英國放棄了對華走私政策,按理説中國煙毒問題的解決指日可待。但事實並非如此,原因即在於日本趁機填補了英國留下的“真空”。它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大肆向中國走私烈性毒品,1918年輸華嗎啡達18噸,1926年私運中國嗎啡和其他毒品40噸。與此同時,日本向中國大陸的鴉片走私也在迅猛增長,到20年代後半期,每年輸入額高達10億元,以至於日本人欣喜地認為“對華貿易的妙味在鴉片買賣”!到了30年代,日本的對華毒品輸出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天津日租界成了全世界海洛因製造的中心,山西成了有名的“白麵世界”,其他地方也被日本人搞得烏煙瘴氣。
1930—1949年為普通商品走私時期。以1945年為界,這一時期也可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日貨走私階段,後一階段為美貨走私階段。本時期的第一個階段與上一時期的後一個階段有若干年的重復,這説明日本在毒品走私的同時,又掀起了大規模的普通商品走私。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謀求關稅自主,終於在1928年底公佈第一個稅則,以後又陸續公佈幾個稅則,稅率較前迭有提高。這本來是主權國家的合理行為,但卻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華北走私一時竟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嚴重事件。為了策應日韓浪人走私,日本對中國的正常緝私行為橫加干涉,致使中國海關無法正常工作。在日本的壓迫下,華北一帶門戶洞開,走私如入無人之境。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非但沒有放棄走私政策,反而變本加厲,向國統區走私的貨品五花八門,無所不有。這時日本的如意打算是,通過傾銷商品來獲取法幣,再拿法幣到設在上海的法幣外匯基金市場套取美元,借機衝擊法幣外匯市場,造成法幣的動蕩乃至崩潰。
1945年抗戰勝利後,日本被迫放棄對華走私政策,美貨走私旋即迅速佔了主導地位。美貨走私傾銷在戰後一時氾濫成災,1946—1948年分別為1.1億、9600萬、3100萬美元,1946、1947年約佔中國合法進口總額的20%,1948年佔15%。
綜觀整個中國近代走私歷史,可以發現如下幾個特點。第一,走私貿易為外力所主導,表現了中國濃厚的半殖民地性。哪個國家的侵略勢力在中國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它的走私活動就會相應地活躍起來。最早是英國,接著是日本,最後是美國。令人髮指的是,為了就近向中國傾銷毒品,日本甚至將制毒工廠開在中國領土上的日本租界內。抗戰勝利後,美貨通過非正常途徑大量涌入,海關受到了腐敗無能的指責。但海關也有苦衷,據海關總署向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報告,“外國軍艦及運輸艦進口時,向來不受中國海關檢查”。正是由於中國的主權橫遭侵犯,才使走私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長期得不到遏制。
第二,政治窳敗一直是困擾緝私的嚴重問題。晚清時期,腐敗問題已是病入膏肓、難以治理了。民國肇建以後,清朝官場上的腐敗習慣又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繼承下來。據曾任兩廣鹽運司江平緝私艦艦長的葉少林説,在舊社會,緝私即走私已是公開的秘密。抗戰時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緝私人員竟與走私分子沆瀣一氣,“敵貨檢查處有時成了敵貨通過處”。抗戰勝利後,時人稱緝私是“一件相當滑稽而可怕的事”,緝私人員“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如此緝私,效果可想而知。
第三,中國近代長期處於商品短缺狀態,客觀上也刺激了走私入口的興旺。據調查,在中國近代經濟形勢最好的1936年,中國只有絲織品、植物油、火柴自給有餘,小麥粉、煙草、琺瑯鐵器、纖維製品、煉瓦、灰泥土類、洋灰、酸類、鹼類、棉紡織品勉強可以自給,砂糖、玻璃製品、紙類、皮製品、毛及毛織品、染料、石油汽油、鋼鐵、機械、車輛船舶、電氣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口。而且這個統計是把外商在華工業生産也計入在內,如果剔除這一大塊,中國工業的自給率會更低。這給列強向中國走私普通商品提供了可乘之機。
《光明日報》 2001年12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