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針砭時弊指名道姓的批評後，受到公眾熱烈支援和聲援的同時，孤軍奮戰的郎鹹平遭遇了一些經濟界名人前所未有的冷漠———

顧雛軍説，要用包括法律在內的手段來對付他；張瑞敏不回答他；李東生説，郎鹹平是誰？有經濟學家則説：要善待為社會做貢獻的企業家。而更多經濟界同行，沉默。

表面上看，郎鹹平的批評得罪了幾個具體的人。實際上，他可能得罪的是一個群體，以及群體背後的“潛規則”。

在這個“潛規則”中，有些經濟學家眼中少有公共利益，多是資本利益。《瞭望東方週刊》曾對“經濟學家與資本關係”進行過調查，把近年來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與資本關係列了一個表，經濟學家、任職企業、曾或現任職務、職務年薪，利益關係一目了然：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擔任著9家上市公司的顧問或獨立董事，一位經濟學家身兼15家公司的企業顧問，享受著每家公司3萬元～20萬元不等的職務年薪。這些人多在各級政府諮詢部門中身居要職，其言論對高層的決策可能或多或少地産生著影響。

在有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帶頭下，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資本的懷抱中，拿他們的錢，為他們論證，為他們研究，替他們代言。

如此利益關聯中，有的經濟學家的研究和表達便染上“資本”利益的色彩，經濟圈內部分人有這樣的默契：在幕後老闆的利益面前，誰也不比誰更高尚，道德批評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如此便有了“潛規則”的第二個層次：部分經濟學家多言利，而少言道德和良心。

這樣的直接後果就是：經濟圈的學術自由和學者的自由表達的萎縮———這是“潛規則”的第三個層次。試想一下，當為資本利益代言成為一種具有霸權性質的話語時，哪還會有其他聲音的表達空間，哪還會有學術自由的環境，黨同伐異的主流壓力自然會不斷同化頑固的異議者，更多人逐漸被塑造成庸俗的經濟學人格：為稻粱謀。

正是在這個潛規則的維護下，資本、權力、經濟學家的合作，可能形成一個既得利益者的超穩定結構，形成分食改革利益的同盟，無權、無錢、無話語權的平頭百姓被排斥在分利之外。

正是在這個潛規則下，當相對身處圈外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未按“常理”出牌時，他觸動了潛規則的神經，觸動了那個潛藏于背後的超穩定結構。

於是，郎鹹平的學術自由和自由表達被塗抹上了“惡意攻擊”和“炒作出名”的污跡。有人説他是“妖魔化、醜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他的道德和良知被解讀為“別有用心”。有人指責説，他的行為“滋生市場的恐慌氣氛，造成投資者的緊張，從而引發股價的大幅波動”。

這種批評的背後，是怕亂，怕“超穩定結構”被打破，怕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而招致自身的利益受損———這也是經濟圈內的歌舞昇平與一團和氣派想竭力維護的。而這是不正常的。

從社會公平和改革利益的分享來看，一個既得利益者“超穩定結構”的存在是改革的阻力。要破除這個結構，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有必要堅守良知的底線，堅守不媚資本的學術自由，從理論研究上為公眾利益吶喊。 （曹林）

中國青年報 200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