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的公眾最擔心食品安全問題（7月5日《中國青年報》）———這個比例在素有“民以食為天”傳統的中國，是非常令人恐怖的。

食品安全問題為什麼會在一片“嚴厲查處”聲中變得日趨嚴峻，從毒酒、毒大米、毒火腿，蔓延到毒茶葉、毒韭菜、毒火鍋……幾乎到了“無下箸處”的程度呢？原因很多，但我覺得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目前在中國制售假、劣、毒食品的成本過低，法律規定只對實際損失進行賠償，缺乏單獨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目前，中國的民事損害賠償理念，還停留在讓加害方負補償性的賠償責任的階段。也就是在確定具體賠償數額時，仍是按照被害人的實際損失，包括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來計算的。這種損害賠償制度並不能真正補償受害方的全部損失，因為受害方為了追索損失而進行訴訟，所耗費的時間、金錢、精力等就無法獲得賠償，而一旦敗訴，所受損失更大。更為嚴重的是，在不法廠商實力雄厚的情況下，這種賠償對他們的不法行為不僅不能形成有效遏制，反而可能使他們産生“既然付出了賠償，因此就有權利生産有害食品”的惡劣想法。

與著重于補償受害方利益的補償性賠償不同，懲罰性賠償重在懲罰加害方的過錯行為，以制止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的不法廠商憑藉自身資訊、技術、資源的優勢，恣意侵害社會公眾的利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只有一個：加害行為具有惡意或者重大過失。英美法係國家的觀點認為，只要存在“欺詐、惡意、壓制或者任意的、輕率的、惡劣的行為”，即可適用懲罰性賠償。所以我們才會頗為驚訝地看到一些快餐食品僅僅因為所含熱量過高，容易導致肥胖，就被判付出天文數字的賠償金———這裡依據的標準就是“輕率的”。

目前，我國僅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懲罰性賠償，但只適用於欺詐行為，而且額度被鎖定在“增加賠償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費用一倍的賠償”上。這條規定局限性很大，因為欺詐固然是惡意的最主要的情形，但並不是惟一的。而鎖定賠償額度更是大大限制了它的威懾力，比如這次“劣質奶粉”事件，假如援引這一條款處罰廠商，那就不僅不是懲罰，簡直變成鼓勵了。

食品安全的嚴峻形勢，提醒我們建立單獨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已經刻不容緩。只有有效地適用懲罰性賠償，使僅僅是輕率地縱容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場就面臨傾家蕩産的威脅，才能夠有效提高食品企業以及經營者的注意義務，鼓勵消費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加速優勝劣汰，凈化食品市場環境。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加入WTO，對國外開放食品市場，如果我們沒有懲罰性賠償制度，那麼中國普通消費者面對強大的跨國公司，就會完全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絕對弱勢地位，中國就會成為垃圾食品的傾銷場。 （鄔鳳英）

中國青年報 200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