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手記：

中國新一輪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是解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一些根本問題。正如溫家寶總理6月3日指出的，“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説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增長方式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改革”。改革創新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用物理學術語表述就是，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磨擦損耗，用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解決改革中帶來的問題。

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引世人矚目。各方利益主體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表達著對宏觀調控的認知與訴求，共識亦在形成中。

在這次宏觀調控的認識與偉大實踐中，《金融時報·理論週刊》理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今天，我們推出了第一期宏觀調控“熱點對話”。此後幾期《理論週刊》將陸續邀請各方專家學者就宏觀調控中的“熱點話題”進行對話。我們將努力匯集多種聲音，為豐富宏觀調控的認知與偉大實踐，展示宏觀調控特別是金融調控的新思維、新方式、新工具，提供一個平臺。

主持人：本報記者劉文林

特約嘉賓：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唐旭博士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博士

調控：宜行政手段為輔經濟手段為主

主持人：.這次經濟過熱既是宏觀經濟失調的原因，也是微觀部門改革不到位的結果。其深層原因還是政府職能與角色錯位，金融改革滯後以及市場經濟還不健全造成的。中國經濟二元化結構的存在，行政手段的調控往往造成矯枉過正的結果，而經濟手段調控見效慢，您對此有何見解？

湯敏：在宏觀調控已初見成效的新形勢下，調控的手段可能也要有所調整。在重點整治個別行業投資過快的時候，要注意包括利率，財政赤字等在內的宏觀經濟的手段的運用，在運用行政手段的同時，要防止審批經濟，計劃經濟的回潮。特別是要儘量減輕宏觀調控對民營經濟的打擊。在控制鋼鐵、水泥、電解鋁等中間産品的生産投資時，要注意抓住對這些産品産生大量需求的源頭；在抓供給面的過熱時，要注意控制需求面的過熱；在防熱的同時，要注意把資源引導到目前還偏冷的行業，特別是那些對均衡可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市場機制又可能存在著部分失效的社會發展、中小企業、農業等領域中去，使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真正做到長期均衡的可持續發展。

這次經濟過熱首先反映在幾大宏觀指標上。固定資産投資自2002年下半年起就超高速增長，通貨膨脹也有加速的趨勢。宏觀政策的幾大指標，如貨幣供應量也居高不下。自1998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財政赤字一直高達GDP的2.5－3％左右。在經濟增長低迷的情況下加大國家財政投入以刺激經濟是必要的。但從2002年起，中國經濟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快速增長，這時再保持如此高的財政赤字，對過熱的經濟來説就會起到火上澆油的效果。當前的財政政策調整，應該加快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使財政赤字大幅度減少，爭取在一兩年內回復到財政基本平衡的狀態。

當前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恐怕是要調整利息率了。四月份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3.8％。居民存款已經是明顯的負利率。貸款的實際利率也很低。如果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來衡量，四月份的實際利率幾乎為零，而用生産資料價格指數來衡量，現在貸款實際上也是負利率了。有人説提升利率並不能解決當前經濟過熱的問題。我同意，目前任何一個單獨的政策都不能完全解決經濟過熱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措施就不該實行，調整都是在邊際上的調整。利率的調整，可能對制止鋼鐵業，電解鋁的投資作用不大，但對居民的房地産，汽車貸款的需求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利率是貨幣的價格，價格理不順，很多調整會事倍功半。還有一些人認為，提升人民幣利率可能會引起國際熱錢的進一步流入中國。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在一年前是存在的，但在當前宏觀調控的情況下，國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前景把握不準，熱錢流入會十分謹慎。加之政府有關部門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防止投機性的資金進入國內，短期內熱錢大量流入中國的可能性不大。

調控：要從“源頭”抓起

主持人：宏觀調控“治熱”的源頭和著力點在哪。特別是在中國經濟處於新一輪增長週期中，地方、行業抓機會，利益驅動明顯，要求“差別對待”，不能“一刀切”，“切一刀”的訴求迫切，找對宏觀調控“治理”的源頭和政策著力點關乎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湯敏：這次經濟過熱的主要源頭有兩個：一個是房地産發展過快；另一個就是政府的政績工程包括形象工程等推動的投資增長。鋼鐵、水泥，電解鋁等只是中間産品。當前的危險是調控似乎更多地是達到減少供給的效果。如果我們不抓住這兩大需求的源頭，只限制對中間産品的投資，那麼最終結果可能還把這些産品的價格進一步推高。

當前房地産過熱，有發展商的推動，也不排除老百姓確實是有對房地産的需求。這些需求中到底真實的需求有多大，投機性需求有多少，都需要認真研究。否則僅從減少貸款，限制土地供應入手，而需求面基本不變，結果可能是房地産的價格更高。上海市兩年內房地産價格已經翻了一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最終導致經濟崩潰的因素往往是房地産的泡沫。為此，我們應出臺減少投機性需求的政策。否則只要房地産還可以賺大錢，對鋼鐵等的高需求依然會死灰複燃，同時，我們應該把眼光和發展重點轉移到二手房市場的建設與改革上來，增加房地産的有效供給。然而現在出臺的一些政策更多地屬於減少供給的單邊政策，可能不能有效地解決目前房地産過熱的矛盾。

第二個源頭，是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地方政府過快、過大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有些還是純消費性的投資如廣場、綠地、公園等。太過超前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會造成很大的浪費。在當前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對此應該嚴格控制。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各級政府就要從“增長優先”思路中跳出來，真正樹立以人為本的新的科學發展觀。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不應該是GDP增加多少，而是解決了多少就業、教育、醫療、衛生等發展如何。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提供公共服務、保證市場的公平競爭以及保護弱勢群體。為此，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應該作為此次宏觀調控的重點對象，這部分對經濟過熱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唐旭：經濟是否“過熱”，至今仍未有大家普遍接受的衡量標準，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沒有。相反，關於衰退，倒是有比較一致的標準，比如説，連續兩個季度GDP增長率為負就可以判定經濟進入衰退。當然，這種標準未必適合中國。

研究中國經濟的外國學者常常喜歡用中國的電力消耗來判斷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前幾年，當我們説中國的GDP增長保持了7－8％的速度時，他們常説中國高估了增長率，原因是你的電力消耗並沒有增長那麼多。在短期內不可能既減少能源消耗同時又增加産出。但是，去年以來，中國的電力消耗出現了巨量增長，電力不足成了制約中國經濟的主要“瓶頸”。如果按這個標準來看，中國經濟去年的增長可能不只9.1％。

儘管對於是否“過熱”有不同看法，但是，由於電力供應不足，鋼材價格等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引致物價指數從負轉向正，今年一季度CPI比去年同期升高2.8％，而4月份為3.8％。中國的信貸也還在繼續較快地增長，在中央銀行不斷地採取調控措施的情況下，金融機構貸款的增長率在2003年達到了過去十年的最高峰，29.3％的貸款增長率比2002年的16.8％提高了12.5個百分點，比2000年更是高出23個百分點！今年以來，貸款增幅有所回落，但是，到4月份，仍有19.9％的增長。

由此看來，不管經濟是總體“過熱”還是行業“過熱”，兩個特徵很明顯：一是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很強烈；二是銀行貸款的衝動很強烈。因此，要給經濟降溫，控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是必須採取的調控手段。

調控：應以市場取向運用貨幣政策工具

主持人：金融宏觀調控是經濟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央行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角和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者，如何保障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唐旭：控制貨幣信貸的過快增長，要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以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但是市場手段無法做到“一招見效”，各種按市場原則採取的政策手段，都要經過一定時間後才能産生效果。同時，市場條件下，各种經濟要素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制約著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我用以下四方面的內容來説明。

第一，中國貨幣供應量增長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外匯的大量流入自動形成的。我們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地維持在8.28兌1美元的水準上，其代價是必須在國內採取有效措施來沖銷大量外匯流入而形成的人民幣資金的注入。前幾年由於銀行對貸款控制很嚴，因此，大量的外匯流入形成的貨幣正好填補了信貸的不足，經濟能夠保持一定的增幅。但去年以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信貸也同時增長，這對經濟的衝擊就非常大。今年一季度外匯儲備又增加了300多億美元，相當於2500多億人民幣“高能貨幣”進入信貸市場。如果中央銀行要對衝它，只能採取更嚴厲的緊縮措施，這對相當多還未熱起來的行業和地區，又是一個打擊。對此，中央銀行也會三思而行。

第二，去年以來，央行已兩次調高存款準備金。保持較高水準的存款準備金率在當前的形勢下是必要的。但是，調高準備金率的警告作用大於實際的緊縮效果。提高存款準備金一個點，鎖定的資金大約在1700億，而商業銀行在央行的超額準備金早已超過此數。因此，這個工具看起來很厲害，並不是它實際地減少了多少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而是告訴大家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的判斷。

第三，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減少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這也是央行一年來採用的主要調控方法之一。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是通過出售其持有的國債進行操作，最近更多地是發行中央銀行票據來回收資金，減少貨幣供給。但這是一個被動的政策工具，若市場參與者都感到了流動性的不足，或因此而認為收益率過低，都可能使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失效。

第四，加強再貸款、再貼現管理。這是比較有效的管理手段，一旦提高再貸款與再貼現的門檻，一些商業銀行就可能出現流動性緊張，轉而向貨幣市場融資，從而拉高貨幣市場利率，産生整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收縮。

當我們單一地討論以上政策工具時，每一個工具的有效性都會受某種制約。但是，當中央銀行在不同層面上同時展開這些工具的運用時，我們就可能發現這一組政策所産生的綜合效應，正在引導中國的宏觀經濟平穩地向某一個目標前進。我們確立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水準，形成了國內貨幣供給的過快增長，我們用減少信貸來對衝它；當信貸增長由於國內因素而加速時，央行用提高準備金率、發行央行票據、提高再貼現標準的方式加以警告並進行適當收緊。歷史的經驗證明，央行在控制經濟“過熱”方面，其政策是有效的。央行的政策手段只能是市場的，它無法，也不再有行政手段對市場進行行政干預；央行的觀點是前瞻性的，它不能當事後諸葛；央行的調控往往是“逆風”行為，它要在經濟過熱時“點剎”，在經濟衰退時“給油”；央行的政策工具是組合的，而非單一的，這種組合符合市場對風險的管理規則，因而有效。

唐旭，博士，研究員。現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出版有《貨幣銀行學原理》、《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等著作。

湯敏，博士。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主要著作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成長三角區理論與實踐》，《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論文五十余篇。

金融時報 2004年06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