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國光的採訪在不久前的一個上午如約開始。這次獨家採訪的背景是：在經歷了整整一年的唇槍舌劍後，中國經濟學界20多年來最為激烈的一次爭論———中國經濟是否過熱，已經取得較為一致的觀點。一種普遍的看法是，至少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了投資過熱的現象。4月以來，隨著宏觀調控政策力度的加大，經濟學界爭論的焦點已經轉向政府應該採用何種宏觀調控手段。

記者：1998年，針對出口受阻、國內消費市場持續疲軟的情況，您率先提出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建議，這一建議後來成為這些年來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當時您在提這個建議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搞就是6年？

劉國光：沒有想到。當時提出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因為從1997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了需求不足的問題。一方面受國際上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們的出口出阻，外需下降。另一方面，由於軟著陸的慣性，國內的經濟走勢還在往下走，再加上由於當時的體制轉換、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磨擦，譬如職工下崗等，造成了內需不足。

當時的情況是，我們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都上不去，特別是投資中的民間投資上不去。我想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就是通過國債和赤字帶動幾年之後，民間投資就會起來，然後政府投資就可以淡出了。但當時對於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到底是搞一年還是兩年沒有特別明確的想法，只是覺得時間不能太長，因為赤字財政的後果很嚴重，會給國家帶來財政危機。

記者：那麼為什麼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搞就是6年？

劉國光：主要是因為民間投資一直熱不起來，再有就是雖然當時的貨幣政策較寬鬆，但為了防止金融風險，銀行大都惜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依靠財政政策來帶動投資。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出現了四次經濟過熱，前三次都是以經濟大起之後的大落而告結束，只有1993年這一次我們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即在大幅度地降低物價漲幅的同時又保持了經濟的較快增長，這在我國建國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麼？

劉國光：在1993年這一次經濟過熱之前，中國已經經歷了幾次經濟上的大起大落，中央政府總結和積累了

一些這方面的經驗，所以，在1993年的經濟過熱中，當時的政府還是比較冷靜的，他們知道一定要把物價降下來，一定要讓經濟增長的速度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波動。應當説，那一屆的政府很不容易，因為上一次的經濟過熱有一個政治背景，那就是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南方講話讓一度消沉的中國經濟迅速升溫，並使我們的改革開放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少數地方有點熱的過頭了。他們不講市場不講效益，拚命地上開發區，有的經濟學家甚至提出這樣的口號，“兩位數以上的通貨膨脹不可怕”，“兩位數以上的經濟增長才過癮”。這些口號地方贊成，企業贊成，特別是既得利益的人贊成，但是廣大勞動者不贊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排除種種干擾，堅決果斷地制定並實施了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量平衡、適度從緊、適時微調”的宏觀調控方針，應該説很不容易，我很佩服這一屆政府。

從客觀上看，當時的中國經濟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我們的供給已經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供給超過了需求，這是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裏從未有過的。除此之外，我們的體制也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過去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使得企業的自我約束能力日益增強。這些情況為當時的“軟著陸創造了良好的客觀條件。

記者：“軟著陸”對抑制當時的經濟過熱和平穩物價的確是功不可沒，但到了1996年底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回落到9％，物價上漲水準也已經降至6％，這時候如果宏觀調控政策能夠及時地做出一些調整，是不是就不會有1998年的通貨緊縮？

劉國光：1998年的通貨緊縮和亞洲金融危機有很大的關係。由於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出口受阻，外需一下子降了下來，所以我們的經濟也開始下滑。

記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已經實施了6年，您剛剛談到現在是它應該淡出的時候了。但實際上從去年非典以後，中央政府對國債的使用方向做了調整，即由過去的基礎設施建設轉向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支援“三農”，這部分恰恰是我們目前經濟生活中較“冷”的一面，那麼您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究竟是該淡出呢還是調整它的使用方向呢？

劉國光：這個問題牽涉到政府的職能和財政的功能。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的各級政府，尤其是多數地方政府把自己當作經濟建設的主體，看輕自己作為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天然提供者的角色，把發展經濟當作政府的第一職責，把公共服務當作第二職責。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籌劃和投資競爭性項目，特別熱衷於大搞政績工程，而用於公共服務的資金（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經費等）卻長期捉襟見肘。若干年來，經濟建設支出在全國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佔第一位，最高年份達到56％。1999年社會福利衛生體育事業支出僅佔當年全國財政支出的1．23％。現在，新一屆政府提出實施以人為本的發展戰略，強調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體現在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上這個層次上，就意味著我們的政府要從經濟建設型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財政要由投資型財政轉向公共型財政。因此，必須認識到政府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是責無旁貸的、份內的職責，所以像衛生、教育還有扶貧、支援“三農”這些事情應該用預算內的資金，當然必要時也可以用赤字財政。赤字財政就是擴張性的財政，它是為了對付國內需求不足、通貨緊縮而使用的一種手段。而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所需要的資金也應該儘量用預算內資金，也可以由國家發債向社會籌資，但這屬於財政預算內的另外一部分資金叫建設性預算，並不是赤字性財政。

記者：現在經濟學界的爭論熱點已經從前一段的中國經濟是否過熱轉向應該使用何種宏觀調控手段上來，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劉國光：現在大家都在講經濟過熱，實際上我們現在的宏觀經濟形勢與上一次經濟過熱有很大不同，上一次是投資熱消費也熱，甚至是消費比投資還要熱。這一次是既有局部過熱，特別是投資過多的現象，又有從總體上供大於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雖然從去年9、10月後物價上漲趨勢較為明顯，但消費品價格除糧食等農産品上漲較快外，其餘比較疲軟，甚至還有下降的。而糧價上漲不是因為供應量和總需求增加了，而是因為這些年我們的糧食沒有搞上去，糧食供求關係失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該從前些年的“從松”轉向適度收緊。現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力度逐步減弱，方向正在調整轉型。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要從緊一些，但不能太緊。所謂不能太緊，就是説不能像治理嚴重通貨膨脹時採用的剎車手段。對一些消費熱點和投資重點還要繼續支援。對有市場有效益的部門和企業産品及需要加強的薄弱環節還要繼續支援，要扶持擴大就業。

記者：在目前這種形勢下，宏觀調控的力度是不是要更大一些，譬如現在有些經濟學家提出要加息？

劉國光：這還要看形勢的發展，過去一段時間裏銀行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譬如幾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現在鋼材的價格已經回落，這是最敏感的投資品。那麼要不要加息，還要看形勢的發展，因為這涉及到美國的問題，美國現在的利率還很低，只有1％，如果美國的利率不提高而中國的利率提高的話，那大量外資進來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更大。

除了要考慮美國的利率情況外，我們還要看國內的情況，如果我們的物價上升超過了5％並且超過半年以上的時間，那麼就要採取更嚴厲的宏觀調控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僅是利率要上升，特別是貸款利率要上升，也不僅僅是存款準備金率要繼續上升，而是我們的財政政策都要重新考慮，就是説赤字要減少要壓縮，因為財政政策不能和我們的宏觀形勢背道而馳，宏觀形勢在猛烈的通貨膨脹，而財政政策還在搞赤字財政，這是不行的。但現在情況還沒有那麼嚴重，國債赤字還不能一下子停下來，因為赤字財政有慣性，有很多項目和工程要依靠它才能繼續下去，但我們可以逐漸地用預算內財政來代替它、減少它，這需要有個過程。

記者：什麼情況下會出現您所説的物價超過5％？

劉國光：如果投資控制不住，通貨膨脹的預期影響到消費者，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泡沫需求和泡沫購買，也就是説消費者會去大量購買他不需要的商品，這時候上游産品價格的漲幅會傳遞到下游産品中，這時就會出現老百姓到銀行大量提取存款的情況。（記者曲力秋）

■採訪後記

在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中，劉國光無疑是成果卓著、最具實力的重量級學者之一。在過去的25年裏，每逢中國經濟發展處於關鍵時刻，劉國光總能以其具有創新意義的思想和政策建議對決策産生重要的影響，因而享有“官方權威經濟學家的稱號。

從某種程度上説，劉國光的思想軌跡和個人履歷清晰地表明瞭中國經濟學家如何在複雜的政治與社會變遷中進行探索的歷程。

這位曾在50年代初期留學于前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在半年前舉行的慶賀他80華誕的學術懇談會上這樣坦露心跡：“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爭論烈火與實踐反覆的錘鍊。現在塵埃落定，市場佔了上風，計劃不再時新了，但我不完全這樣看。計劃經濟在前蘇聯、在中國，還是在歷史上産生過輝煌作用的。但歷史也證明，計劃經濟畢竟不能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歷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場經濟的缺陷很多，完全讓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不能保證社會的公正協調發展。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必須有政府有效的調控加以糾正，有必要的計劃協調給予引導。像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尤其要加強政府經濟社會職能的作用。

如果我們以此來斷定劉國光是計劃經濟的擁躉者那顯然是有失偏頗。多年前，在計劃與市場的爭論中，劉國光堅定不移地站在了市場的一邊。正是在他及其同行們激越的呼籲下，中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路向。

在上世紀末最後1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歷程中，劉國光最讓經濟學界津津樂道的，一是1997年1月7日與劉樹成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論‘軟著陸’一文，該文對實行了3年之久的“軟著陸做了深刻而詳實的解析。二是1998年在外需下滑、國內消費市場持續疲軟的情況下率先提出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前者被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認為“是迄今為止總結宏觀調控經驗的一篇最好的文章，值得認真一讀。後者成為上世紀末以來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

從劉國光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位風格鮮明、見解獨特的知識分子是如何不懈地探索新知識和嚴謹求實的治學風格。他始終認為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來代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樣的措詞不夠科學和嚴謹。在他看來，適度從松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都可以説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樣，適度從松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也都可以説是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中國人的習慣用法。他這樣對記者説。（記者曲力秋）

中華工商時報 200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