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近來媒體披露了數起患者與醫生發生衝突的事件。老實説，我非常同情患者。鄭州一位小孩因闌尾炎治療，死在醫院，他的父母得到的卻是七米長的帳單。當我看到小孩的父母寄來的有關材料後，禁不住淚流滿面。在我的周圍，有太多草菅人命的案例。一位剖腹産的婦女肚子上留下山脈一樣的疤痕；一個小孩做鐳射美容手術，被告知沒有任何副作用，可至今額頭上被鐳射打白了一大片。現在，翻開報紙，醫療事故的報道經常出現，儘管這不能説明我國醫生的道德水準在下降（或許以前更嚴重，但媒體無法報道罷了），但總不能説我們的醫生道德水準在提高吧。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非常理解醫學院正規科班出身的醫生的煩惱，他們也需要房子，也需要職稱，也需要有高收入，也想過上體面的生活。但是，醫生總不能在工作時間內拿一本外語輔導教材學外語吧。當醫生一隻手放在病人的脈搏上，兩眼緊盯著外語單詞，那病情能夠診斷出來嗎？小孩皮膚過敏，一位有高級職稱的醫生用三秒鐘查看了過敏的部位，然後立即開藥方，當小孩的父母告訴他，其他醫院的大夫已經使用過幾種外擦藥不見效時，這位大夫甚至連問一問都是哪些藥的功夫都沒有，非常自信地説，用他開的藥肯定管用。結果是，小孩的父母又花了一筆冤枉錢。一位教師身上的紗布沒有及時取出，影響日常起居，到醫院希望醫生能快些拿出來，醫生認為不是紗布存留，而是“米狀腫瘤”，要求患者首先更正説法。我曾經在報紙上寫過一則贊成安樂死的文章，一位資深醫生提出許多理由與我商榷，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太了解醫院的“黑幕”了，如果安樂死實行，不知將會有多少無辜的人死在醫生的手裏。在我的學生中，有一位長期在醫療戰線工作，現在從事醫政管理的大夫，他向我講述了許多“蒙古大夫”造成醫療事故以後，醫療機構與病人的家屬進行談判，最終平息事端的例子。我不想在此重復那些我看到的和聽到的種种醫療事故，因為提起這些就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
一些可愛的大夫認為醫生是高風險的職業，他們不可能醫治所有的病症。在許多時候，患者死亡是醫療技術不發達所至，相信隨著醫療技術水準的發展，醫療事故就會減少。實際上，這位可愛的醫生所持的觀點是非常站不住腳的。誠然，隨著醫療技術水準的提高，有些以前無法治愈的疾病現在會得到醫治。但是，現在問題的關鍵不是醫療技術的問題，而是醫生疏忽大意的過失問題，是醫生不把病人當作有血有肉的生命個體的問題。希望我們的大夫不要偷換概念才好。
作為一名律師，我處理過一些醫療事故糾紛。在我看來，在醫患關係中，有許多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例如，當患者爬上手術臺的時候，醫生會給患者的家屬遞上一張通知書，上面寫著手術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並要求患者的家屬承諾，如果出現不測，醫院概不承擔責任。一邊是病痛難忍的病人，一邊是生死文書，患者的家屬簽還是不簽？像這一類帶有脅迫性質的協議，什麼時候成了醫院裏的“行規”？這些玩藝兒哪還有一點人道主義的精神？如果患者真的死在手術臺上，憑著患者家屬簽字的那份協議，醫院完全可以逃避責任。患者的家屬悲痛之極，不拿刀子捅人還有別的處理辦法嗎？醫生首先應該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一個能夠換位思考的人。如果你是一個需要開刀的病人，需要陌生的大夫為你動手術，讓你承諾出問題概不負責，你心裏會是何種滋味？我承認，拿刀子捅人是嚴重的犯罪，必然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但為什麼社會上有那麼多的人鋌而走險呢？
變革的時代，是一個重訂契約的時代。原來沒有契約的需要訂立契約，原來不公平的契約需要重新修改。我們各行各業改革的實質就在這裡。具體到醫院與患者的關係而言，也需要重新訂立契約。在這個契約中，首先必須端正醫生與患者的關係。患者有權了解醫院服務的內容，醫生必須告知病人的病情以及治療所需的步驟和程式，必須告知病人在每一個治療階段所需的基本費用。事實上，在其他行業，這些都是交易當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當事人一方隱瞞事實，有可能構成欺詐，行為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為什麼到了醫患關係中，當事人的這些權利就不能體現出來呢？
一個理性的人不會要求醫生包治百病，但他有權知道醫生對他病情診斷的結果。當他對診斷結果表示懷疑時，有權要求復診，也有權選擇其他的大夫重新診斷。這些都是契約精神的基本體現。如果患者連這些權利都沒有的話，我們的改革也就毫無意義了。如果醫生與醫生串通，或者醫院與醫院勾結，共同對患者進行誤導，強迫患者接受他們的治療，則無疑是欺行霸市，強迫交易，有關主管部門應當進行行政干預。
當然，我也注意到有關醫政管理部門宣佈醫療糾紛不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不知道是誰給了他們這一權利？那麼，醫患糾紛是否適用《合同法》呢？有關當局不會宣佈醫患糾紛同樣不適用《合同法》吧？當年，法國出現了輸血感染事件，內閣部長辭職。現在，誰為我國河南的艾滋病村的病人負責？
有的醫生還對法院直接受理醫療事故案件耿耿於懷，認為不經醫療事故鑒定、直接受理案件，是鼓勵患者與醫院打官司。這實際上又是一個誤區。醫療事故鑒定是醫生和醫院承擔行政責任的必要條件，而患者根據其與醫院之間的醫療合同關係到法院起訴，不需要行政部門作出醫療事故鑒定。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以根據需要進行法醫鑒定，它與醫療事故鑒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些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直接受理醫療事故案件無可指責。
總之，在未來新的醫患關係中，醫院與患者之間的權利義務要平等，患者的權利特別是知情權要得到尊重。一旦發生醫患糾紛，法院可以直接受理，毋需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作出鑒定。除此之外，衛生行政管理部門也應當實行重大責任事故制度，凡是屬下的醫院出現了重大醫療事故，行政主管部門的負責人應當承擔行政或刑事責任。只有這樣，醫政部門才不會尸位素餐。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人民網 2001年9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