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學研究的興盛大大促進了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最近兩年關於郭店楚簡的研究就是一個顯例。目前我國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最為熱門的話題就是郭店和馬王堆，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有關經學的研究和孔門七十子後學的研究。重新估計六經和早期儒學的價值與意義的時代已經來臨。諸子的資料，例如老、莊、文子的資料，兵家的資料，墨子的資料，在近五十年的出土簡帛中亦佔有顯赫的地位，曾經並將繼續成為熱點。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在未來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中，借助於郭店、王家臺、阜陽的出土簡帛和上海博物館購藏竹簡，經學的研究，早期儒家的研究，肯定會成為重中之重，並獲得長足的進步。《歸藏》（王家臺）、《周易》（阜陽、馬王堆、上博）的整理研究，將使古代三易的原貌及其流派更為清晰地擺在我們面前。《尚書》、《三禮》的研究也將得到較大發展。儒家思孟學派及子夏、子遊等的研究，《中庸》、《大學》、《樂記》等前史的研究，都會使早期儒學史更為豐富。儒家心性論、身心觀、性情論及與之密切聯繫的天命、天道觀的細節將進一步顯豁於世。這正是中國文化的命脈之所在。有人説，馬王堆、阜陽的《易》是“道家易”，這個論斷尚待商討。其實，我們沒有必要以今人之門戶為古代思想家或典籍爭門劃派。我們理當超越于門戶，客觀地作研究。從這些出土文獻中似乎可以窺見，經學是先秦各地域文化共用的精神資源，是古文明的精華，是我國古代的瑰寶。但經學主要是靠儒家學者傳承下來的。
與經典研究相關的是數術方技的研究。流傳於民間的例如近幾十年大量出土的《日書》之類的東西等等，當然屬小文化傳統，但確乎是上述經學等精英文化的背景和基礎。經學是集宗教、倫理、政治于一身的學問，它不是突兀産生的，其基礎、源泉正是社會習俗、民間信仰。所以，與古代人的生活世界密切關聯的陰陽五行、數術、方技之類，雖然難登大雅之堂，卻與大雅之堂上的六經，與古代人的世界觀、哲學形上學和科學技術，有著不解之緣。例如“五行”就是顯例。我們將會看到，下一步人們研究的興奮點正是數術與經學、數術與形上學的關係問題。通過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我們將會對中國的宗教，特別是儒學的宗教性，道家的生存體驗等等，有新的理解，從而對中國古代的宇宙觀、思維方式有新的認識。
秦漢法律文書的大量出土，也使我們對中國文化中的這一面相刮目相看。中國古代不是沒有宗教，也不是沒有法律，只是與西方的不同。我國古代宗教、倫理、政治、法律、科學的真實內涵和特殊意義，有待進一步依靠簡帛的研究而得到清，我們要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對中國古史予以澄清，對中國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重新加以體認。我們要特別批評兩位西方思想家——黑格爾和馬克斯 韋伯對中國思想的誤解，他們受到很多限制，對我國古代思想與思想家的精義、風格與方式缺乏體認，許多結論都是似是而非的。
“天水放馬灘，雲夢睡虎地”。近五十年出土的資料，使得這些地方令人心馳神往。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有賴於考古學、文字學、文獻學、簡帛學的發展，有賴於諸學科學者們的交流互動。
《光明日報》2001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