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徽州人曾經創造了豐富而深厚的文化。由於徽州山多田少，使得徽州人不得不出外經商謀生，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州商人在明清兩代的市場上極為活躍，他們在獲得豐厚商業利潤的同時，也廣泛接觸和吸納了各地的文化營養。有力的經濟支撐和不同文化要素的融入，使得具有獨特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徽州獲得了孕育獨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的契機與可能。內涵豐富的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派樸學、徽州工藝和戲曲，以及保存相對完好的古村落、祠堂、牌坊等大量文化遺存，數十萬件徽州契約文書和各類文獻，既反映出徽州文化在歷史上的繁榮昌盛，也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具有重大價值的文化遺産。徽學正是以此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一門綜合性學科。
徽學的研究範圍不是整個中國文化或者漢文化，而有著特定空間和時間的界定的。空間上以歷史上的徽州一府六縣為基本範圍，時間是從宋代徽州之名的正式確立到清代末年。因為無論是徽州文獻、文書還是地面文化遺存，都是屬於徽州這個地方的，它們直接反映了徽州古代和近代的歷史文化風貌。徽州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這麼豐富的文獻、文書和文化遺存，首先就説明瞭作為區域文化，它有著自己的獨特之處。有的學者稱，徽州是“商成幫，學成派”，這是對徽州區域文化特性很好的概括。不僅徽商、徽派樸學有著廣泛的影響，徽派建築、新安醫學、新安理學等都有其獨特的區域文化特點。徽州留存的大量宗譜和保留的眾多祠堂，表明這個地方的宗族曾經是明清社會結構的重要形式，較之其他區域，顯得更為突出。此外，這裡的教育發達，人文昌盛，有“東南鄒魯”之稱。凡此種種，都説明徽州區域文化具有不同於其他區域的獨特性。
但是，説徽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徽州獨特的區域歷史文化，並不意味著徽學的意義僅僅局限于徽州區域歷史文化的研究。實際上，任何一個區域的文化都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細胞，或者説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徽州文化存在著“小徽州”與“大徽州”的關係，徽州區域文化是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域形成的中國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與中國文化的總體密不可分。徽商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徽州的士人入朝參政，徽州的文人活躍于各個文化圈，他們既給徽州帶來了其他區域的文化，同時又把徽州文化傳播到其他地域，並參與到中國大文化的迴圈中。因此，也可以説，徽州文化與中國文化是小文化與大文化的關係。
徽州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還具有典型性。除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化特點外，自宋代以來，徽州是理學傳播的重要地區。明代中葉，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其表現之一就是商品經濟的活躍，而徽商正是這一領域中的代表。徽商所獲得的商業利潤，促進了徽州在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面發展。這些特點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明清兩代社會發展的軌跡。再有，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反映了徽州民間社會的生活情況，它們雖然帶有徽州區域的特點，卻無疑是研究整個中國古代經濟史、社會史的重要材料。因此，徽學還可以通過對其主要對象徽州歷史文化的研究，進一步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徽州文化既是區域文化，又可以為觀照中國文化提供大量的實例，從徽州文化中，我們能夠尋找出中國文化的很多重要的特徵，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諸多方面的問題。
國學大師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説道：“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隨著20世紀50年代徽州契約文書的大量發現，徽學研究逐漸為學術界所重視。學者們通過對徽州契約文書的解讀和分析，不僅越來越深入地揭示出徽州文化的豐富內涵，也豐富了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認識。徽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正因此而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重視。隨著徽學研究的逐步深入，無論是對徽州區域歷史文化的認識還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都已經有新的突破，並將獲得更大的突破。可以説，徽學是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
在我國傳統學術研究中，向來文史哲相互融通。陳寅恪研究唐代官吏的俸祿問題，就從白居易的詩歌中發現了新材料，用的就是“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但是，當代學科有越分越細的趨向，使文史哲逐漸分家，學者們研究的問題越來越細，綜合性的研究卻越來越不夠。對此，已經有不少有識之士呼籲恢複學術研究的傳統，打通文史哲學科的界限。徽學的綜合性特徵十分明顯，尤其需要倡導綜合性的研究。從文獻、文書、文化遺存入手，研究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任何單一學科的學者所無法完成的。文獻、文書的種類有多種，文化遺存也不僅僅是徽派建築，（即便是建築，除了建築技術因素外，它還融入了民俗的、審美的多種成分）。以徽派建築中的雕刻為例，雕刻的圖案是徽州人審美觀的直接呈現，雕刻的內容既有表現祈求福氣、平安、發財等觀念的，也有大量的小説、戲曲故事。因此，研究徽派建築，就不僅僅是從事建築學的學者可以完成的，也非常需要從事社會學、文學藝術研究的學者參與其中。徽學研究不僅需要打通文史哲的界限，而且需要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也正因為如此，徽學研究還有著推動當代人文學科走向綜合的積極意義。
徽州在一定歷史時期作到了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的和諧發展。對其發展模式及興衰更替深層原因的剖析，不僅有助於認識中國古代社會背景下的區域興衰史，而且對當代也會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徽商當年盛極一時，其“徽駱駝”———甘於吃苦———的精神仍然是今天我們從事一切工作和事業所需要的精神；徽州人重視教育，“十里之村，不廢誦讀”，因此才有經濟文化的發達。這些無疑是徽州文化中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産。即使是徽州的宗族社會結構，固然有其封建性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值得我們借鑒的成分例如，現存的不少宗族公約中就有值得令人學習和借鑒的條文，如禁止濫砍濫伐和禁止賭博等。從內容上看，它們符合我們今天所提倡的環境保護和社會文明，從實施機制上看，它不是依賴於行政系統，而是靠“公約”的形式自我約束。徽州文書中，契約合同佔有很大比例。它們的類型各異，有的是商業合同，反映了徽州人市場觀念的成熟；有的是分家契約，反映了徽州人既遵從中國傳統的倫理觀，也理性地處理家庭財産等經濟問題；還有不少的訴訟文書，有的學者據此認為徽州人具有“健訟”之風，它反映了古代徽州民間已經有較強的法制觀念，而就總體上看，徽州契約文書都反映出徽州人具有強于其他地
方的法制觀念。徽州村落的建設也大有講究，從層次看，似乎太講究“風水”；但是如果我們到實地細緻考察，人與自然的和諧、一切以人為本的思想顯然貫穿其中。依山傍水、精心設計的徽州村落，如果沒有遭到破壞的話，可以説是一首首優美的田園詩。徽州村落中的防火措施、水系設計都十分講究，科學性很強。這一切對我們進行環境規劃設計有著重要的啟示。
徽學研究不僅可以促進文化建設，也能夠直接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名聞天下的黃山就在古徽州境內，黃山的山下有著大量的徽州文化遺存。從發展旅遊經濟的角度來看，如果讓遊客們“山上看風景，山下品文化”，就可以留住客人，增加旅遊經濟收入。因此，在保護的前提下，科學開發利用徽州文化資源，是發展旅遊經濟的一條重要的途徑。而在如何開發利用徽州文化資源方面，就需要徽學研究加大力度，深挖徽州文化的豐富內涵，從而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生産力，以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徽學研究具有學術的、現實的雙重意義。它日益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及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視是必然的。可以預見，系統的學術研究將為現實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依據，現實的要求又將促進學術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自20世紀中葉數十萬件徽州文書被發現以來，以研究徽商文化、徽州民居、徽州民俗、新安理學和新安醫學為主要內容的徽學研究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多年來，以挖掘並弘揚徽州傳統文化為主旨的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在徽學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並首批獲准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今日刊發的安徽大學校長、博士生導師黃德寬教授撰寫的這篇文章向人們展示了徽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編者
光明網2001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