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各個門類都在回顧和反思自身在20世紀的漫長歷程,學術史成為當前研究的一個熱點。理性地反思歷史,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探索出路,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事實上已有不少文章對20世紀各門學科的現代化進程作了翔實平妥的闡述,指明新世紀裏學術開拓的新方向。但是,就當前學術史研究的總體情況而言,較普遍地存在著脫離20世紀的社會歷史背景,僅僅依據當下的思想潮流去評判過去學術活動、學術成果的現象,我稱之為當前的“百年回眸”現象。這種現象違背了歷史主義原則,是不可取的。
近10年來,學界的一個主要思潮是崇揚學術自由精神,強調學者獨立不倚的人格。這種思潮的高漲,與當前國內國際寬鬆的社會環境、經濟文化多元化的走勢是相適應的,有其合理之處。相信沐浴在這股思潮中,不久會迎來學術的全面繁盛。但是,當我們在回顧20世紀學術的歷史進程時,若過分受到這股思潮的限制,甚至以當前的這種學術主題為標準去評判歷史,那就難免偏狹和武斷。以這種態度回顧反思學術史,其實並不能顯示反思者的“高潔”和“獨立”,相反,倒是暴露了他們的短視和虛弱,歷史研究就永遠避免不了“兒子罵老子,孫子罵兒子”的怪圈,“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可以糟蹋前輩,後輩同樣也可以糟蹋我們。
人文學科生存和發展的理據,到底僅存在於學科自身內部,還是有其外部的社會根源?這是我們回顧學術史時首先要思考的問題。自然科學儘管也脫離不了社會,但它有其自足的內在規則和發展方式。而人文學科則不同,它研究的是社會現象、社會規律,其本身就是構成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時代都會向當時的人文學科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人文學科的研究課題是時代社會所提出的,至少是當時的社會所允許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內在學理屬性和外部社會需求的合力,構成了人文學科生存和發展的理據。
20世紀的中國,擺脫傳統的束縛,走向現代:擺脫封建專制和外來侵略,走向獨立,探索新途。救亡圖存,獨立發展,是中國20世紀的主旋律。一切的文化都是圍繞著這個主旋律展開的。“救亡圖存,獨立發展”的主旋律,就是20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根據。因此,我們在回顧百年來的人文研究時,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把具體的歷史抽象化為“假想的歷史”。如拿屈原研究來説,20世紀初,王國維謳讚屈原的“廉貞”人格;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則從破壞儒家人格偶像的立場出發否定屈原的真實存在;到了抗戰期間,為了鼓舞民族士氣,郭沫若積極高揚屈原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抽象地評判王國維、胡適、郭沫若三人屈原論的是非高下,是沒有意義的,學術史的任務首先不是這種評判,而是揭示每一個學術命題的內在理據。歷史的魅力就在於它是開放著的,向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的人開放,學術史的寫作,就是追溯人文學科在過去時代的“開放史”。作為民族文化遺産的古代文學,是面向20世紀開放著的,在“五四”科學民主精神的感召下,古代文學在訴説著民族傳統中世俗品格、個性精神的展露,因此通俗文藝、性靈文學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重心;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古代文學在訴説她的人民性、戰鬥性,白居易、杜甫、《水滸傳》、《紅樓夢》走向前臺。時代不同,學術主題也就不同,但每一學術主題,自然都有它的存在理據,包括學理自身的和社會需求的依據,尋找這種理據是學術史的任務。只有結合學理自身的發展積澱和社會的歷史需求來考察學術史,才符合歷史主義原則。
因此我們不能用學術自由、獨立的原則去衡量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在上半葉救亡圖存的主旋律下,魯迅、郭沫若學術的社會意義,遠遠大於王國維、陳寅恪,當然王、陳也有其不容抹煞的學術地位。但是近年來的學術史研究,似乎眼睛只盯著王國維、陳寅恪一派,魯迅、郭沫若一派幾乎淡出了研究者視野之外。假如説這是對以前畸輕畸重的糾偏,倒還可以理解,但是學術史的研究,也跟著取此立場,便是大可商榷的了。
同樣的問題還存在於對建國後30年人文學術的回顧和反思上。一般的文章對這30年是不齒的,有的一筆帶過,甚至把這30年作為學術研究的反面典型。這種態度和立場,還停留在80年代初批判庸俗社會學的層面上。只能算是學術批評而非學術史研究。學術批評與學術史研究是兩碼事。學術需要批評,批評過去,才能開拓未來。但是,學術史研究首先不是一種批評,而是指把一個時代還給一個時代,把歷史還給歷史,去闡釋歷史“存在的合理性”。把一種學術思潮在歷史上“存在的合理性”揭示出來,也就是指出它在環境變化了的今天的“不合理性”。如果僅僅用今天的標準去苛責歷史的“不合理性”,也就掩蓋了它曾經具有的合理性,這不是委屈前人了嗎如果我們不能擺脫這種“歷史的近視”,假如我們的眼界不能與當前的學術思潮保持一定的距離,那麼我們還不具備“回眸”百年學術史的“學術品格”。
近日看到一篇談論學術人格與20世紀中國文藝學的文章,謳讚非主流的異調論者學術人格的輝煌,慨嘆中國沒出個巴赫金,批判適應主流意識形態的文藝學學者學術人格的“退化”“病變”,“即以代表了本世紀中國文論最高成就的宗白華、朱光潛、錢鐘書、李澤厚等人的著述來看,也是不盡人意的”。這倒讓我想起來50年代有人寫文章批判封建社會文人為什麼不去參加農民起義、不反抗朝廷、不反抗皇帝。兩者殊途同歸。這種人看起來很激進,其實還是很虛弱,因為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真實的歷史,也只能茍且地迎合時尚。所以,讀者也別想指望他去“重建學術人格”。
(《中國文化報》,200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