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各個門類都在回顧和反思自身在２０世紀的漫長歷程，學術史成為當前研究的一個熱點。理性地反思歷史，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探索出路，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事實上已有不少文章對２０世紀各門學科的現代化進程作了翔實平妥的闡述，指明新世紀裏學術開拓的新方向。但是，就當前學術史研究的總體情況而言，較普遍地存在著脫離２０世紀的社會歷史背景，僅僅依據當下的思想潮流去評判過去學術活動、學術成果的現象，我稱之為當前的“百年回眸”現象。這種現象違背了歷史主義原則，是不可取的。

    近１０年來，學界的一個主要思潮是崇揚學術自由精神，強調學者獨立不倚的人格。這種思潮的高漲，與當前國內國際寬鬆的社會環境、經濟文化多元化的走勢是相適應的，有其合理之處。相信沐浴在這股思潮中，不久會迎來學術的全面繁盛。但是，當我們在回顧２０世紀學術的歷史進程時，若過分受到這股思潮的限制，甚至以當前的這種學術主題為標準去評判歷史，那就難免偏狹和武斷。以這種態度回顧反思學術史，其實並不能顯示反思者的“高潔”和“獨立”，相反，倒是暴露了他們的短視和虛弱，歷史研究就永遠避免不了“兒子罵老子，孫子罵兒子”的怪圈，“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可以糟蹋前輩，後輩同樣也可以糟蹋我們。

    人文學科生存和發展的理據，到底僅存在於學科自身內部，還是有其外部的社會根源？這是我們回顧學術史時首先要思考的問題。自然科學儘管也脫離不了社會，但它有其自足的內在規則和發展方式。而人文學科則不同，它研究的是社會現象、社會規律，其本身就是構成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時代都會向當時的人文學科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人文學科的研究課題是時代社會所提出的，至少是當時的社會所允許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內在學理屬性和外部社會需求的合力，構成了人文學科生存和發展的理據。

    ２０世紀的中國，擺脫傳統的束縛，走向現代：擺脫封建專制和外來侵略，走向獨立，探索新途。救亡圖存，獨立發展，是中國２０世紀的主旋律。一切的文化都是圍繞著這個主旋律展開的。“救亡圖存，獨立發展”的主旋律，就是２０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根據。因此，我們在回顧百年來的人文研究時，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把具體的歷史抽象化為“假想的歷史”。如拿屈原研究來説，２０世紀初，王國維謳讚屈原的“廉貞”人格；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則從破壞儒家人格偶像的立場出發否定屈原的真實存在；到了抗戰期間，為了鼓舞民族士氣，郭沫若積極高揚屈原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抽象地評判王國維、胡適、郭沫若三人屈原論的是非高下，是沒有意義的，學術史的任務首先不是這種評判，而是揭示每一個學術命題的內在理據。歷史的魅力就在於它是開放著的，向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的人開放，學術史的寫作，就是追溯人文學科在過去時代的“開放史”。作為民族文化遺産的古代文學，是面向２０世紀開放著的，在“五四”科學民主精神的感召下，古代文學在訴説著民族傳統中世俗品格、個性精神的展露，因此通俗文藝、性靈文學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重心；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古代文學在訴説她的人民性、戰鬥性，白居易、杜甫、《水滸傳》、《紅樓夢》走向前臺。時代不同，學術主題也就不同，但每一學術主題，自然都有它的存在理據，包括學理自身的和社會需求的依據，尋找這種理據是學術史的任務。只有結合學理自身的發展積澱和社會的歷史需求來考察學術史，才符合歷史主義原則。

    因此我們不能用學術自由、獨立的原則去衡量２０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在上半葉救亡圖存的主旋律下，魯迅、郭沫若學術的社會意義，遠遠大於王國維、陳寅恪，當然王、陳也有其不容抹煞的學術地位。但是近年來的學術史研究，似乎眼睛只盯著王國維、陳寅恪一派，魯迅、郭沫若一派幾乎淡出了研究者視野之外。假如説這是對以前畸輕畸重的糾偏，倒還可以理解，但是學術史的研究，也跟著取此立場，便是大可商榷的了。

    同樣的問題還存在於對建國後３０年人文學術的回顧和反思上。一般的文章對這３０年是不齒的，有的一筆帶過，甚至把這３０年作為學術研究的反面典型。這種態度和立場，還停留在８０年代初批判庸俗社會學的層面上。只能算是學術批評而非學術史研究。學術批評與學術史研究是兩碼事。學術需要批評，批評過去，才能開拓未來。但是，學術史研究首先不是一種批評，而是指把一個時代還給一個時代，把歷史還給歷史，去闡釋歷史“存在的合理性”。把一種學術思潮在歷史上“存在的合理性”揭示出來，也就是指出它在環境變化了的今天的“不合理性”。如果僅僅用今天的標準去苛責歷史的“不合理性”，也就掩蓋了它曾經具有的合理性，這不是委屈前人了嗎如果我們不能擺脫這種“歷史的近視”，假如我們的眼界不能與當前的學術思潮保持一定的距離，那麼我們還不具備“回眸”百年學術史的“學術品格”。

    近日看到一篇談論學術人格與２０世紀中國文藝學的文章，謳讚非主流的異調論者學術人格的輝煌，慨嘆中國沒出個巴赫金，批判適應主流意識形態的文藝學學者學術人格的“退化”“病變”，“即以代表了本世紀中國文論最高成就的宗白華、朱光潛、錢鐘書、李澤厚等人的著述來看，也是不盡人意的”。這倒讓我想起來５０年代有人寫文章批判封建社會文人為什麼不去參加農民起義、不反抗朝廷、不反抗皇帝。兩者殊途同歸。這種人看起來很激進，其實還是很虛弱，因為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真實的歷史，也只能茍且地迎合時尚。所以，讀者也別想指望他去“重建學術人格”。

    (《中國文化報》,2001年3月28日)